在近日媒體對新一輪物權法草案的熱議聲中，記者走訪農業部漁業局時聽到這樣的呼聲：建議在物權法中明確規定漁業權制度，確認漁民對漁業水域、灘涂的使用權。

　　“不管我們怎么喊保護漁民的權利，但沒有一個制度保障，光靠人是不行的。漁民‘失海’問題應當像農民‘失地’一樣受到重視。”“漁民是個被邊緣化的群體，沒有人為他們說話。如果單單漁業不解決，不光這部法律不完善，對漁民也真的是很不公平。”漁業局法規處處長栗倩云手拿物權法草案五次審議稿焦急地說。因為現在農業四大塊——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中其他幾塊幾乎都沒有任何爭議，只有漁業這一塊最終能否寫進去還是個未知數。

　　漁民權益受損現象普遍　地方政府的侵害為首因

　　近些年，即使是城里人，也會對農民“失地”問題略知一二。但常年從事捕撈、養殖，以海為生的漁民“失海”現象卻很少進入公眾視野。近日某媒體報道了不久前發生在遼寧東港市大鹿島村附近的一起海域沖突事件：二百多漁民圍攻管理站漁船，向管理站人員投擲酒瓶和磚頭，造成人員受傷；該市公安局接警后出動20名警力維持秩序，兩名民警被打傷……

　　漁民之所以如此“刁蠻”地將管理站作為眾矢之的，是因其一直賴以生存的萬余畝貝類資源十分豐富的水域，上世紀80年代被政府劃撥給東港市灘涂貝類管理站使用。從1995年漁民提出歸還該海域未果，十多年間糾紛沖突不斷。漁民哄搶管理區貝類的事情時有發生。

　　上例并非獨家個案。剛剛出版的《中國漁業權研究》中就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漁民漁業權受侵害的典型案例。它們或是因海底光纜、水利工程、鐵路大橋等公共設施建設占海而不給漁民補償或只給象征性的補償；或是地方政府出賣海域、灘涂使用權侵害漁民利益；或是環境污染事故侵害漁業權；還有的地方政府濫發海域使用證侵害漁民權利等等，不一而足，觸目驚心。

　　《中國漁業權研究》是社科院法學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孫憲忠研究員等主持的同名研究項目的成果。根據該項目調查，在對漁民權利構成侵害的眾多原因中，地方政府的侵害被列為首要原因。“這是因為地方政府對于漁民權利的侵害總是群體性的，而不是針對某個單一家庭或者個人的侵害，而且侵害的結果比一般的侵權行為顯得更為嚴重。”項目同仁分析說。

　　漁業權：漁民基于傳統民生應享有的一種權利

　　所謂漁業權，簡言之就是漁民使用特定的漁業水域、灘涂從事漁業生產并獲得收益的權利。它一般被認為包括漁民的養殖權利和捕撈權利兩大部分。

　　孫憲忠認為，漁業權是漁民基于傳統民生自然而然應該享有的權利。漁業生產活動是漁民獲取維持其生命必需生活資料的手段，而漁業權作為漁民從事漁業生產活動的權利，就屬于漁民生存權利的范疇，是漁民的基本人權。這種權利屬于第一位階的權利，其設定不可能也不需要以低位階的其他權利作為其依據或基礎。

　　以新專著《論爭中的漁業權》引起關注、同樣是我國民法學研究領域知名人物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崔建遠認為，在我國實施養殖證、捕撈許可證制度之前，漁民世世代代地在特定的水域從事養殖、捕撈活動。“兩證”制度實施后，獲得許可的漁業經營者一直在從事養殖業和捕撈業。漁業經營者擁有在特定的水域從事養殖、捕撈的資格，客觀上也存在著漁業經營者從事養殖、捕撈的事實。這種資格和事實，從權利的角度描述，實際上就是權利，至少是事實上的權利，或曰習慣上的權利。

　　據農業部提供的數字，2005年我國水產品總產量達5100萬噸，漁業產值占大農業產值約10％，水產品出口額占農產品出口總額的30％。從1990年起，我國已連續16年成為世界第一漁業生產大國。我國有著世界上最龐大的漁業人口群體，從事漁業生產的勞動力1300余萬人，漁業人口近2100萬。他們大多沿江河湖海而居，世世代代以漁業為生，沒有耕地或耕地數量很少，水域、灘涂是漁民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資料，漁業生產是其基本生產方式和生活來源。

　　我國漁業法律制度不完善　漁業法未規定漁業權是敗筆

　　1986年制定的漁業法，第一次在法律上全面建立了捕撈許可和水面、灘涂養殖使用制度。2001年對漁業法進行修訂時，又進一步完善了上述制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漁業行政主管部門對大量的養殖水面進行了確權發證，同時對捕撈活動發放捕撈許可證實行規范管理。2001年我國又頒布海域使用管理法，創設了海域使用權制度，規定養殖用海需要取得海域使用權。

　　專家認為，漁業法的實施，對調動漁民積極性、促進水產養殖業發展功不可沒。但由于我國的物權法律制度體系不完善，現行水域、灘涂漁業使用制度缺乏民法根據，漁民利用水域、灘涂和漁業資源的權利沒有得到民法的確認和保護，也沒有侵權補償機制。在實踐操作中管理部門強調其行政許可性質，忽視其權利性質，發證和吊銷的隨意性較大，侵害漁民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

　　孫憲忠在分析近年廣大漁民在權利屢屢受到侵害時卻無法得到及時保護時認為，其中一些問題當然是執法者、司法者的政治素質和司法素質問題，但也有很大原因是漁業法律制度建設不完善的問題。現行法律僅有漁業法等行政法規定水面、灘涂養殖使用權，而且這些法律的法定解釋，把漁業權只是當作附屬于行政權力的“準物權”或者“從屬物權”。這使得漁業權無法取得獨立的、與其他民事權利平等的地位。這與生俱來的附屬性特點，極大地妨害了漁業權人的權利。

　　崔建遠教授則直言，漁業法未直接規定漁業權，是個立法的敗筆。他認為，依據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規定及其解釋，海域使用權的主體身份不限于漁民，海域使用權的取得方式相對較多，除申請、審批、登記、發證的方式外，還有招標和拍賣方式。招標方式增加了海域管理部門自由裁量的機會，存在著歷代都在特定海域從事漁業活動的農民不會中標的可能。拍賣方式是價高者得，因漁民的經濟實力一般來說較弱，更有可能失去祖祖輩輩利用的海域，喪失生活來源。

　　將漁業權規定為與土地物權一樣的獨立物權

　　記者在采訪中聽到這樣的問話：漁業要水上作業，權利如何確定？實際上，現在的海洋作業已與傳統的大不一樣。水產養殖已成為漁業的主要方式。

　　孫憲忠研究員認為，養殖漁業是漁業權的一個基礎。它與耕地沒什么區別。可以叫它海洋養殖，也可叫它海洋種植。一方面，漁業生產者必須在較長的一段期限內對固定的水域行使排他性權利，另一方面，生產者又需要有一定資金和設備的投入。權利人由于需要長期穩定地占有一定的水面投資從事生產以獲得收益，就需要依據物權的獨占性和排他性，來實現權利的保護。因此，無論從自然形態，還是法律性質來看，漁業權都與土地物權極其類似。法律為了保護土地物權所設置的各種制度，基本上都可以適用于漁業權。將漁業權規定為與土地物權一樣的獨立物權，在法理上應該沒有問題。

　　據介紹，早在2000年，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在關于漁業法修正案（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中就曾特別指出：“對單位和個人確認灘涂、水域的排他性使用權，宜作進一步研究，由規范有物權的法律進行規定。”另外，將漁業權作為一種物權類型也符合國際通行做法。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多在立法中明確規定漁業權并加以保護。將漁業權作為一種物權類型，實行民法保護，也是符合國際通行做法和發展趨勢的。

                 南方漁網編輯：吳佩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