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當“老大”有兩個必備條件，一是經濟領先，二是行業認同。從這兩個硬性指標來看，廣東的飼料工業是當之無愧的老大。
 
     當“老大”有兩個必備條件，一是經濟領先，二是行業認同。從這兩個硬性指標來看，廣東的飼料工業是當之無愧的老大。廣東的飼料總產值連續八年獨占鰲頭，年產量、產值約占全國的12%，是全國的九分之一。如此驕人的戰績與廣東的身處改革開放前沿，深刻體會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務實理念，以及廣東歷史上沿革下來的開放傳統及特殊的地緣條件均有很大的關系。
為什么是廣東？
 
      中國改革開放的頭15年，其實主要是針對香港人的開放。在那個年代，香港是中國連接世界的咽喉要道，是戰略緩沖地，當時大陸70%的外資都是港資。而鄧小平之所以將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放在廣東，緣于廣東與香港一衣帶水，唇齒相依的地緣優勢，開放廣東既可以促進香港的繁榮，也可以帶動廣東的發展，同時也為香港平穩回歸打下良好的伏筆。而且廣東遠離“政治中心”，即便這塊“試驗田”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大局，試驗成功了，也可以做為樣板工程在全國進行推廣。而且從近代歷史上，廣東也有開放的先例，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后，開放的通商口岸也是從廣州開始的。況且在新中國剛成立之初，廣東作為沿海的前線，時刻為打仗做準備，是準備“放進來打”的，國家基礎設施在那兒投資很少，也沒有什么工業基礎，這反倒造就了廣東沒有那么多需要改變的歷史包袱。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廣東人再一次成為一只報曉的雄雞，成為了全中國第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人。
 
     中國的飼料工業就興起于廣東這片熱土。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廣東先行一步開放了肉菜市場和糧食市場。港澳市場的強勁需求，和短缺的國內市場，讓廣東的養殖產業發展的如火如荼。那個年代名震中華大地的“江高模式”也就是“公司+農戶”的養殖模式就誕生于廣東�！敖�高模式”，最早來自于1983年原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命名，它的最初成型起源于以雞場為龍頭、帶動周邊農戶共同發展養雞業的經濟組織形式。此后它更成為中國農業產業化的一面旗幟，以“公司+農戶”的方式揭開了中國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序幕。
 
     養殖業的繁榮點燃了廣東大辦飼料工業的烈火，特別是1982年，鄧小平發出“我們也要搞飼料工業”的倡導后，廣東首先開創了飼料工業“大家辦”的先河，呈現出一種勢不可擋的歷史大潮。
 
     廣東飼料工業在最初的起步階段，除了外資企業外，大部分是國有企業。所以廣東的飼料企業是最先試行體制改革的，在企業治理上受外資企業影響，也是最先引進了現代的企業制度的。
 
    縱觀整個飼料工業的發展，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整個飼料工業發展的源頭，整個試驗田，整個領跑者都是從廣東開始的。在改革開放的頭一年，1978年，順德華星飼料廠誕生，1979年，廣東省食品公司投資在南海九江破土動工興建九江飼料廠，接著隸屬糧食系統的南海平洲飼料廠又改造擴建。1981年泰國正大集團在深圳取得了深圳市“001號”中外合資企業營業執照，接著外資、中外合資的飼料廠如雨后春筍般在南粵大地出現。1984年，九江飼料廠成功投產后更加激發了廣東人大辦飼料廠的熱情，帶動了一大批飼料廠的興建。在改革開放的頭十年，廣東的飼料企業先聲奪人，為廣東的的飼料工業發展打下了了良好的基礎。
 
     廣東的飼料工業猶如盛開在隆冬季節的梅花，他的寒香也刺激和啟發了中國內地的飼料企業迅速發展起來。
 
     1992年開始的90年代，廣東的飼料工業進入了了一個快速發展期。這也是全國的飼料工業星星之火燎原中華大地的黃金發展期。當時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講話在徹底改寫了中國歷史、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經濟之路的同時，也給備受指責的、備受爭議的廣東極大的肯定和信心。在這個強大的攻勢下面，整個廣東被壓制了十多年的一種非驢非馬的生活徹底改觀，廣東的自信一下子找了回來，這種自信也助長了廣東飼料人大展宏圖的雄心。湛江恒興飼料廠、湛江粵海飼料廠、廣州市江豐飼料廠、順德天天飼料廠、順德順峰飼料廠、廣州皇上皇飼料廠等一大批中大型飼料企業就在這個時期相繼建成投產。這個時候創業的企業家主體主要是下海的機關干部、大學生、研究生和鄉村能人，他們對政策的把握，以及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學習能力、競爭意識和風險承擔的能力都很強。他們為廣東的飼料工業無論從規模、產量和產品質量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華南農大在知識和科技的支撐上也為廣東的飼料工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政府部門和科技部門為市場服務的理念也是廣東飼料工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到了二十一世紀，廣東的飼料企業實際上是進入了一個整合提升期，在這個時代獨領風騷的最主要的是一些行業精英，是從商戰中篩選出來的行業領袖。有廣東本土異軍突起的海大集團，有把疆土拓展到外省的恒星集團，也有老樹發新芽的順德天天飼料廠派生出的星星飼料廠等等。外省比較強勢的企業也開始駐扎廣東開疆拓土，如新希望、通威、大北農、唐人神、雙胞胎等等。這些企業聚集于廣東這就相當于來到了水泊梁山的聚義廳，一百零八將，每個企業都身懷絕技，每個企業都有站穩腳跟的絕活，這些外來企業與廣東的本土企業匯聚在一起，在競爭和融合中推動了廣東飼料工業快速的發展。
 
     近五六年廣東的飼料企業實質上是進入了一個“財智時代”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創富加速器是資本市場。通過兼并重組，再加上資本市場的放大作用，已經成就了一些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的領導者，包括股東，都變成了快速的財富聚集者，像溫氏、海大、金新農就是這個時期比較有代表性的企業。這一階段企業的發展主要是靠戰略管理和人才。
 
     總結廣東飼料工業發展的歷程，可謂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先機，天時、地利我在前面已經說了很多，那么什么是廣東飼料工業的“人和”呢？
 
     我看廣東飼料人

     92年，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之所以把南巡講話放在廣東，就是廣東的“人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其實鄧小平91年在上海就發表過這番講話，可當時的上海還沒有像廣東那樣嘗到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甜頭，所以這么重要的的講話被擱置。但放在廣東形勢就完全不同，因為廣東人的的務實、不喜歡講大道理、看重實際的東西，所以在思想上沒有內陸省份那么多包袱，因此南巡講話放在廣東也算是真正接到了地氣。

     與廣東的飼料企業家接觸就有一種“接地氣”的感覺，讓人溫暖、踏實。盡管廣東飼料企業也有很多瓶頸和局限性，但他們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有規律可循的。就如在國外開車，雖然車速很快，但你心里有數，因為大家講規矩，你知道對方會干什么。而在國內就不同，你會非常緊張，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會干什么。
 
     經過了二十多年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的廣東飼料人已經邁入了大學時代。雖然還存在“亂象”但這種亂，是一種成熟的亂，是一種市場經濟的亂，他們已經能夠控制自己和管理好自己，走到了一個比較理性、比較正常的的狀態，少了一些不確定性。
 
      如果說廣東飼料工業老大的“江湖地位”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得來的話，今天的飼料行業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廣東若想保持住“船老大”的位置，并由“船老大”蛻變成船長，企業家的觀念、想法、玩法、打法都要變。因為廣東昨天的天時、地利的優勢在今天已經變成了劣勢，而廣東人不講“大道理”、務實的特性在今天的大時代背景下也顯得有些“氣勢不足”。因為一個“領袖型”的企業，一個能基業長青的企業一定是講大道理企業，是要有氣沖斗牛的雄心大志的。
 
     當年全國人民都在餓著肚子空談“大道理”的時候，廣東就是靠“小道理”發展起來的。直到現在，廣東企業在公司治理，員工福利，市場化、規范化等“小道理”范疇內還是做得最好的。但當全國人民都度過了“溫飽期”的時候，就開始講價值觀，講理想，講戰略，講這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了。

     前兩天我跟溫氏的溫鵬程董事長聊起了什么是行業的“老大”，“老大”的特質是什么？其實當“老大”除了經濟領先和行業認同這兩個硬指標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因素就是“奉獻”的精神，為別人，為行業，為理想心甘情愿的奉獻自己。
 
     一個行業的領袖人物人之所以成為領袖，一定是把大道理留給自己，小道理留給別人。而凡人和平庸企業是把小道理，實際的東西留給自己，把理想，奉獻這些摸不到的東西留給領袖人物和偉大企業的。平凡人只爭小利不爭前途，只爭局部不爭全局，只爭現在不爭未來，只爭具體不爭原則。而領袖人物和平凡的人爭的東西完全相反。領袖人物更加注重意識形態的東西，他追求精神的滿足和自由，以及精神所帶來的那種波瀾壯闊。
 
     盡管廣東的文化基因、商業意識，廣東的務實精神，還有廣東飼料人艱苦努力積累下來的龐大財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場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廣東的飼料人還是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和壓力，如果廣東的飼料人不能正視自己，不能站在中國和世界的高度來思考問題，重新整合資源，那么前面的風險還是很大的。因為在這個競爭激烈的商海大潮中，要求企業不僅要講戰術，講小道理，更要講戰略，講大道理，不僅要看眼前，還要看長遠。只有這樣，才能既走得穩也能走得遠。這就要求我們廣東的飼料人多對自身的性格缺失進行反思，吸取他人的先進經驗，解決好金融問題，并站在全國的高度，世界的高度去布局，相信廣東的飼料工業一定會百尺竿頭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