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歐美國家，環保組織和產業并不完全是戰場上的對手，也是漁業可持續發展的伙伴。環保組織能夠實際參與到捕撈配額的管理中，通過影響政策制定和影響零售商來對生產企業形成約束。中國企業要想成功競拍到國外捕撈許可，亦必須符合其定下的各類環境友好準則。
　　
　　9月，香港仍無秋意。
　　
　　毗鄰維多利亞港的香格里拉酒店，是領略繁華最好的地方。5日，來自全球40余個國家的500多名代表在這里舉行“第十屆國際水產峰會”。偌大的禮堂金碧輝煌，放眼望去，盡是高鼻梁、白皮膚、黃頭發的外國人滿場飛，倒讓少有的幾張東方面孔顯得很突兀。
　　
　　這是主辦方、國際非營利機構“海洋網絡”第一次將峰會地址選在亞洲國家，特別設計的會議LOGO也“港味”十足：充滿現代感的摩天大樓矗立在太平山腳，一艘揚帆破浪的漁船從維港駛出，在它面前的是湛藍無垠的海洋，無數魚群遨游其中。一名從北京飛來的行業代表自信地覺得，西方社會已經釋放出了信號——世界漁業的未來少不了中國的參與，來自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圍繞“世界海鮮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少發言者飽含激情、侃侃而談。時下熱門的“魚翅”再次成為焦點。禁吃魚翅的根源在于保護鯊魚。國際環保團體態度堅決，魚翅貿易商則不甘示弱。一名香港的商會代表甚至在演講中振臂高呼，情緒激動。
　　
　　中國農業部漁業局局長趙興武也意外出現在了開幕式上，不出所料地被媒體團團圍住。被問及“對魚翅的態度”時，趙興武答道：“我們可以不吃魚翅，但不能不吃魚。中國依靠發展養殖業來解決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漁業一直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業。然而，隨著海洋環境惡化、資源枯竭，生態保護與貿易發展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棒~翅戰爭”不過是一次集中爆發，一個典型縮影。未來環保團隊與產業協會的爭端仍將持續。趙興武的表態是中國在全球漁業貿易中急欲謀求話語權的表現，也暗示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多年來在經濟效益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糾結。
　　
　　如何解決漁業的可持續性，如箭在弦上，無法逃避。
　　
　　當“雙控”遭遇“配額”
　　
　　與世界許多國家一樣，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近海漁業資源就因過度捕撈而枯竭。生產能力過剩和現代化漁具的使用是罪魁禍首。短短幾十年間，中國的漁船數量由過去的幾百艘，增加到了28萬艘。
　　
　　最先遭到毀滅的是野生大黃魚。這種我國近海主要的經濟魚類，因漁民大量使用敲罟的作業方式(幾十條船一起敲竹板，讓魚頭骨中的兩枚耳石產生共振，大魚小魚一起昏死)，造成了滅絕性捕撈。而后現代化漁船繼續演變出各種拖網、圍網、張網、流刺網等漁具，功率增大，網目變小，海底魚類幾乎被“一網打盡”。
　　
　　中國并非沒有對策。為了壓減捕撈強度，從1987年起我國便開始實行對海洋捕撈漁船數量和功率數實行總量控制(簡稱“雙控”)制度，基本辦法是國家把全國總的漁船艘數及總馬力指標分解到各省、市，再由省、市分解到縣、區。
　　
　　不過，這種“一刀切”的管控辦法，卻存在著嚴重缺陷。
　　
　　許多傳統漁民和其他投資者的小型漁船只適合在沿海作業，受馬力控制，他們難以增加功率指標、改建漁船去遠洋生產，只能加重對近海資源的捕撈強度。而近海漁業資源的持續衰退，又迫使他們不得不駛向遠海去生產，埋下了大量安全隱患，引發了不少漁業爭端。
　　
　　此外，控制漁船馬力也無法對捕撈強度形成足夠制約。例如燈光誘魚圍網捕撈，其強度與誘魚燈的發電功率有關，卻與漁船主機功率無關。來自漁政執法能力的先天不足，導致非法捕撈屢禁不止，不少“三無”漁船的船型、馬力越來越向大中型漁船靠攏。
　　
　　時至今日“雙控”制度已被認為失效。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呼吁，與其投入大量精力去控制漁船功率，倒不如直接控制漁獲量，實行捕撈配額制度。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慕永通曾表示，目前我國海洋漁業捕撈的“游戲規則”是“誰捕到就歸誰所有”，漁民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只能加大投資，以捕獲更多的海產品。每當休漁期結束，往往會出現超量捕撈的行為。而推行配額捕撈制度則能轉變對漁民的激勵機制，變“大鍋飯”為“分灶吃飯”，從“能吃多少”到“該吃多少”。
　　
　　捕撈配額制度是國際上一種比較科學的管理方式，在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家均在實施。它將過去普遍采取的限制漁船數量、設置禁漁區、禁漁期等被動式的管理，轉變為根據漁業資源量來確定捕撈量并進行合理分配的主動式管理。在國際水產峰會上，亦有與會者頻頻向中國代表詢問未來中國漁業政策的走向。可惜，捕撈配額制度是否也能在中國落地，至今未有共識。在各方利益博弈里，政府也在左右為難。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常委副會長崔和認為，中國漁業資源批量小品種多，漁民基數大，無法進行分配�！拔覀儾幌穸砹_斯，鱈魚年產150萬噸，每條船都能分幾萬噸。你看大黃魚一年最多才5萬噸，幾萬條船怎么分？”水產專家樊旭兵一針見血地指出，采用配額制就是個長痛還是短痛的問題�？茖W測算出來的配額一定會比實際捕撈能力低得多，這需要政府做決定——讓不讓漁民失業。
　　
　　在歐美國家，如果漁業資源衰退到一定程度時，會采取強制性無限期關閉的措施，關上10年或者15年讓生物學家做研究，等資源恢復再重新開放。雖然這代漁民失業了，但下一代漁民卻有了工作�！叭绻�我們不想這個問題，只是強調捕撈能力多，沒辦法實行配額制度，無非是變相找借口，資源永遠沒辦法恢復�！�
　　
　　“洗腳上岸”步步驚心隨著近海捕撈產量下跌，海水養殖成了一個重要的調節杠桿。近年來，國內的水產養殖業發展迅速。早在2006年，海鮮的養殖產量已經占到了漁業產量的70%左右，幫助了不少漁民“洗腳上岸”。能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外，不少海鮮產品出口到了海外，現在全世界近一半的水產品養殖都在中國。
　　
　　梁池芬是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閘坡網箱養殖協會的會長。20年前，他放棄了海上漂泊多年的生計搞起了水產養殖。過去，為了謀生不少捕不到大魚的漁民，往往將小魚人工養大后拿去市場銷售。不想，這個辦法卻催生了當地養殖業的發展。時至今日，閘坡養殖面積已經多達25.8萬平方米，養殖網箱8892個，從業人員達到1890人。
　　
　　坐小型渡船從閘坡港岸邊開出，沿途隨處可見大小不一的漁排，多數網箱都放下了網衣。偶見有漁民在忙著加工魚料、沖洗漁網。大約前行了七八分鐘后，便到了梁池芬的地盤。與周圍僅有十余個網箱的小型作坊相比，梁池芬的基地要大得多，近300個網箱內飼養了金鯧魚、美國紅魚、石斑、真鯛等十余個品種，遠銷美國、加拿大、韓國等地，年收入大約在200萬~300萬。
　　
　　不過，風光的背后卻是步步驚心。
　　
　　養殖規模的擴張帶來了環境飽和的問題。國內的海水養殖多以家庭式小型作坊為主。受養殖水域限制，只能設置在風浪較小的內灣或近岸淺水區，使不少漁場的局部密度超過了海域容量。近岸海水交換性差，長年累月地養殖生產，海域富營養化，自身污染嚴重。而陸地污水入海，又會持續污染水質，極易滋生病菌，導致所養魚群大量死亡，高密度的養殖布局更加快了病害的蔓延速度，增加了發病幾率。
　　
　　此外，傳統的網箱養殖很容易受臺風、赤潮、洪澇、寒潮等自然災害影響，往往一場高強度臺風過后，漁排盡毀，滿目瘡痍。2008年，百年不遇的雪災幾乎把梁池芬所有的魚凍死了，一下子損失了600萬。梁強調，“做這行投資大、風險高、周期長，利潤主要靠規模效應。”100公斤魚就需要200公斤魚粉，自己每天光飼料的成本就高達8萬元，一條市場價格11塊的鯧魚成本價可能去到8塊。
　　
　　近來，世界魚粉價格持續走高，幾乎掐住了養殖戶的咽喉。全世界的魚粉捕撈量已到了資源的極限，產量多年來均恒定在了500萬噸左右。世界最大的魚粉生產國秘魯一直在下調魚粉出口配額。有行業人士預計，當養殖規模越來越大時，高檔魚類使用魚粉的比例將越來越高，低檔魚類則越來越低，類似羅非魚這樣的廉價魚類將被自然淘汰，最壞的結果是魚類退出了普通人的飯桌，只能淪為有錢人的盤中餐。
　　
　　以量取勝、以犧牲資源為代價，海水養殖不可避免地掉入“中國制造”的魔咒里——是繼續沉淪，還是走向涅槃，等待破題。
　　
　　綠色認證，升級動力在全球化程度極高的海產領域，綠色貿易壁壘被認為是驅使中國海鮮轉型升級的一大動力。在水產峰會上，一名來自國內某大型海產生產企業的代表對記者表示，她最關心的是國際NGO在政策倡導上的最新動作，這直接關系著公司未來的銷售策略和方向。在歐美國家，NGO能夠實際參與到捕撈配額的管理中，通過影響政策制定和影響零售商來對生產企業形成約束。中國企業要想成功競拍到國外捕撈許可，亦必須符合其定下的各類環境友好準則。
　　
　　MSC生態標簽認證便是典型例子。
　　
　　MSC標準全稱為《海洋管理委員會(MSC)可持續漁業原則與標準》，是為保護漁業資源和生態多樣性平衡的水產業良好準則。目前歐美零售商、制造商以及食品服務運營機構都在推行MSC項目，并承諾采購和銷售通過MSC認證的水產品。外媒報道稱，海洋管理委員會下一個五年規劃便是將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作為MSC認證的重點培養市場。穩坐國內水產養殖“頭把交椅”的大連獐子島漁業集團極有可能第一個“吃螃蟹”。近年，獐子島一直在走“可持續發展”路線，旗下的漁業蝦夷扇貝漁場一旦通過評審，將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MSC認證的漁場，對中國水產品開拓歐美市場以及品牌提升等方面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據悉，MSC認證的條件非�？量蹋�雖然只有“可持續發展、生態多樣性以及良好的管理體系”三方面原則，但其引申內容卻涵蓋了限量捕撈、恢復漁業資源和保護海洋生物多樣性等諸多方面。
　　
　　獐子島在潛水采捕方式、網具的新型改造、科研平臺搭建等方面，均做出了有利于保護海域資源的舉措。該公司副總裁蔡建軍表示，相比國內認證標準僅專注于產品本身，MSC標準更強調企業在生產系統和整個產業鏈條上的可持續性，能幫助中國企業以良好的社會和環境表現換取國際市場回報，提升軟實力。
　　
　　全國最大的對蝦加工出口商湛江國聯水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也在綠色認證里嘗到了甜頭。2004年的“中美蝦戰”國聯一戰成名。此后該公司為應對綠色貿易壁壘，在生產加工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上下足工夫，成為了國內唯一通過水產養殖認證委員會(ACC)“最嚴謹水產養殖規范”(BAP)認證的企業。在歐洲和美國水產品貿易中，BAP有著非常重要影響，只有經過BAP認證的產品才能進入市場銷售。國聯不僅得到了一把暢通無阻的“金鑰匙”，也獲得了大客戶美國沃爾瑪集團的重視。
　　
　　近年來，國際環保機構WWF一直在全球范圍內鼓勵MSC認證。不過，分析人士認為，“認證”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幫助企業爭得一席之地，也為企業增加了運營成本，這是許多企業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而要引領中國漁業走向可持續發展道路，除了龍頭企業的示范作用，也需要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零售商在產業鏈上引起重視，共同推動。
　　
　　區域提升，爭奪話語權鑒于養殖產業對生態環境的高度依賴性，要協調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已經不能簡單滿足于少量大型養殖場達到認證水平，那些比鄰而居、共享水資源和基礎設施的中小型養殖戶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
　　
　　2007年7月， 智利爆發了ISA (三文魚傳染性貧血癥) 病毒，引發了養殖業的重大危機，約有2萬名業內工人失業，三文魚養殖中心從300多家銳減到150家左右。在2007年~2009年間，這種病毒在各大養殖場中迅速蔓延，造成的損失多達2億美元。即使是那些管理優良的大型養殖企業也未能在這場區域災害中幸免。國際社會開始反思現有手段的局限性，并試圖不再以單個企業或養殖場作為目標，而將重點放在整個養殖區域的管理調控和政策改良上。
　　
　　國際NGO可持續漁業伙伴組織(簡稱SFP)便是其中一員。SFP已著手研究發展中國家以散戶為主要生產者的水產經驗，并在中國海南島以羅非魚養殖改良項目(簡稱AIP)作為試點。目前，AIP項目仍然處于初級階段。按照既定目標，該項目的最終目的是打造海南羅非魚供應鏈在可持續發展能力上的優勢。
　　
　　現在中國每年約有50%的羅非魚產量用于出口，市場潛力十分巨大。不過由于中國海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話語權，這給AIP項目實施帶來了不少困難。2011年9月初，WWF更將中國羅非魚評級為“淺紅”，即不推薦使用，引發中國水產行業的強烈反彈。AIP項目經理、SFP目前在中國唯一的工作人員韓寒認為：“任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改進，都需要投入。但羅非魚本身就是一個低端產品，成本的增加，并不能帶來價格的提高，養殖戶就失去了改善的動力�！� 她繼續指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與中國羅非魚缺少自有品牌，缺乏靠質量去爭取定價權的能力有關；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國的企業缺乏與國際NGO的溝通，從業者們常常在重大的全球行業戰略性決策形成過程中缺席。
　　
　　此外，許多國際標準體系是基于西方國家的社會背景而制定，以發達國家的產業化、標準化生產為前提，缺乏對發展中國家實際情況的了解和包容，過于理想化的設計難以符合本土的生產實際，強行實施無法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她建議，本土水產從業者們要能主動出擊，借助政府、行業協會和NGO的力量，積極尋求和國外采購商、零售商直接對話的機會，參與到全球水產品行業發展趨勢的研究和討論中。例如，積極參與國際行業協會、非政府組織和聯合國機構等開展的行業內相關利益主體間的對話；加強與國內外公共媒體的交流；建立和維護科學、系統的數據庫，善于運用數據和公共報告來回應國際社會的各種質疑。
　　
　　值得期待的是，海洋管理委員會已計劃建立專項基金用于設計適合發展中國家漁業的MSC認證開發項目，使認證審核評審更加適合小型漁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