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產門戶網報道編者按 讀者常常讀到《南方農村報》、《農財寶典》上的報道，但客觀報道往往鮮有提及記者工作過程中遭遇的種種，背后的故事并非沒有價值，實際上有時候甚至更精彩。2012年，南方農村報記者和行業人士一同經歷了水產行業的豐富“劇情”，特選取若干片斷與讀者分享。
  統籌：鄭燕云

  餐桌上喜遇柳暗花明
  2012年的水產飼料市場，無疑是硝煙彌漫、號角爭鳴的一年。在這一年里，國內群雄紛戰，皆欲問鼎行業霸主之位。
  回想恒興接過通威手中粵華股份全資掌控粵華的報道，剛收到消息時我欣喜若狂，認定這背后必有大文章。
  不過，很快一陣凜冽的西風刮過——恒興通威公司內熟悉的人均對此緘口不言，原因不明。
  這直接把我從興沖沖變得心忡忡。原有的各種關系渠道被堵死，寄予厚望的同事也無任何資源可用，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無力無助。
  我敢肯定我就此事詢問的人不下10多個，雖然沒有問人千百回，以唐僧之啰嗦大功逼出真言，但卻讓自己逐漸麻木。雖然見人就問，卻已不抱任何大希望，因為自己覺得找到一個知情的肯告訴我的人比中雙色球大獎還難，只是習慣性地發問。
  沒想到，在一個出差的夜晚，在餐廳吃自助餐時，遇到一個隨意交談的桌友，一聊，咦？！行業中人，對飼料挺熟悉啊。再聊，哎呦！竟然與恒興通威諸多高層都有交往，而且關系不錯哦。緊接著習慣性地發問，知道恒興買了通威手上股票全資掌控粵華的事情不？知道啊，從最開始的談判及過程，都清楚啊。
  沒有推杯換盞，只是發自內心真誠地發問，因為被該選題折磨了許久，我早想解脫了。而桌友的娓娓道來，其內容讓我有點瞠目結舌。原來最早是通威欲向恒興購買其手中51%的粵華股權，以便進軍粵西。不料恒興卻有風投青睞，通威的報價對其毫無吸引力。幾番談判毫無進展，手頭寬裕的陳丹干脆對通威反報價，以遠高于通威的報價，購買通威手中粵華的股權。價格吸引下，雙方很快達成協議。恒興因此進一步鞏固蝦料老大的地位，尤其是在粵西地區。
  聽完桌友的講述，我心中一陣狂喜：“獨家加猛料啊！”這些細節在業內根本沒有絲毫風聲，諸多從業者通過這個報道不僅可以了解整個事件，還可以根據這些細節看到通威恒興等大型飼料企業的動向和思路。
  而報道出來后，就有數位業內人士打電話過來就該事情交流，恒興也將該報道刊登在企業內刊《恒興報》頭版。有家企業總經理在過了數月之后，覺得該報道中一些觀點可讓自己的經銷商參考，于是買了200本登載這篇報道的那期《農財寶典》。
  中國人的事情果然要在餐桌上談才行。柳暗花明的感覺，真爽！
“避孕藥門”遇專家“打架”
  “你說黃鱔到底有沒有用避孕藥？”在朋友聚會中，我經常被這樣問到。他們覺得，作為專業的水產線記者，對于已經甚囂塵上的傳說，起碼可能知道些“內幕”。
  我能夠理解朋友的疑惑與擔心。事實上，在做《黃鱔與避孕藥的“纏綿”史》(詳見《農財寶典》水產版2012年7月刊)這個專題前，我也一直并不太確定黃鱔、甲魚、對蝦等水產品是否有使用避孕藥來養殖。
  做完專題后，我每次都會很認真地告訴朋友：黃鱔養殖歷史上曾經有人用過避孕藥，但沒有作用，現在幾乎沒人用。
  之所以有此判斷，主要是因為我相信所采訪的多位行業從業人士。他們為人正派，我相信他們不會講假話。比較遺憾的是，我沒有從研究學者處獲得理論上的支持，反倒看見了不同學者的觀點“撞車”，讓我看到了食品安全辟謠的困難。
  黃鱔使用避孕藥的傳言流傳這么久，各種報道與辟謠數不勝數。我希望能夠找到那種非常用心研究黃鱔，真正投入的人。我認為這樣的學者，他們的觀點會相對客觀與理性。
  在梳理以往的媒體報道中，我發現《合肥晚報》曾深入跟蹤過黃鱔是否使用避孕藥的問題。該報道緣起于安徽省農科院博士王永杰的一封信。
  王博士在研究黃鱔人工魚苗過程中發現，當地黃鱔養殖戶受到避孕藥“傳言”的影響比較大，而且“傳言”已經流傳了10多年。他從黃鱔雌雄同體的角度分析認為，避孕藥根本不會促使黃鱔催肥，還可能會出現反作用。基于責任心，他給媒體去信，希望媒體能夠糾正這個謠言。
  我還梳理了有關黃鱔研究的學術文獻，發現早在2003年即有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生周文宗在《自然》雜志發表過一篇題為《給黃鱔服用過激素類藥物么？》的論文，詳細分析黃鱔使用避孕藥催肥沒有用，我隨后采訪了他。他認同王永杰避孕藥無法催肥的觀點，但認為王的論述過程存在比較大問題。觀點沖突太厲害，我還得再找專家。
  經過多位行業朋友推薦，我聯系上位于湖北荊州的長江大學動物科學學院院長楊代勤。他被有的業內人士評價為“兩湖黃鱔研究第一人”。
  楊代勤認為，黃鱔使用避孕藥后短期內能夠促生長，但放到1年的生長周期就不行。這與王永杰、周文宗認為完全不能促進生長的觀點也有極大沖突。
  回溯他們的研究方法，我發現他們都做過試驗，除了楊沒有在理論上想清楚，王、周兩位博士都認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很明確。這些長期研究黃鱔的學者所呈現出來的觀點是如此不同，讓我最終無法采信。
  在人們印象中，學者總是那么理性、權威。在黃鱔使用避孕藥是否能起到催肥作用的問題上，這樣互相沖突的觀點同時呈現在公共媒體上，如何能讓公眾信任，又如何能起到辟謠的作用？
我與百名經銷商的熱乎勁
  2012，杜甫很忙，我也很忙。杜少陵忙著換裝上鏡，我則是忙著和經銷商們談戀愛。2012年，我的任務就是：為水產基層經銷商提供服務。于是，坐車成了我的主旋律，整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汽車上度過。
  在拜訪過十幾位經銷商以后，我發現作為漁用物資流通環節主要組成部分的經銷商群體，有著他們特有的訴求。他們希望GSP條例能夠更加人性化、出現糾紛時能和生產企業處于同等地位、得到更多獲取優質產品的渠道、學習更多關于企業管理及市場營銷方面的知識、第一時間掌握各地疫情及行情……
  于是，一個想法產生了：利用媒體優勢提供一個能夠滿足經銷商需求的平臺。隨后廣東省水產病害防治聯盟應運而生，提供經銷商與養殖戶、企業以及政府對話甚至合作的平臺。
  剛開始碰了不少壁：否定、懷疑、不信任甚至不受待見。可是方法總比困難多，通過找農業部門幫忙、找合作社和協會推薦、找企業合作、找養殖戶協助……最后平臺終于搭建起來了。目前平臺功能還相對比較簡單，未來計劃擴大影響范圍，爭取覆蓋廣東省所有水產養殖區域，向華南地區輻射，甚至成立經銷商協會，真正做到為經銷商群體提供實質性服務。
  隨著跑基層的次數增多，我認識的經銷商朋友們也多起來。這個過程就好像是在談戀愛，由剛開始的初次認識，到慢慢的越來越近，從初戀到熱戀，從互相幫忙到共同合作。幫助他們維護權益，監督他們規范經營，協助他們推廣技術，為他們提供宣傳平臺，一件又一件事情，歷歷在目。
  一年下來，廣東省21地市都有了與我們關系密切的經銷商，有經營飼料的，有經營漁藥的，也有經營種苗的，我也因此多了100多位“情人”。在接下來新的一年，我將與這100多位以及更多的“情人”好好的談一場“戀愛”。
桂花魚“中槍”
  最早在2012年4月中旬，我接到消息說佛山南海有養殖戶被抓了，原因是售賣的桂花魚被檢出孔雀石綠。
  僅因藥殘就把養殖戶抓了？這種事即便在2006年多寶魚風波中也沒有出現過，我猜想事件背后必然有系統性的運作。我曾試圖從被抓養殖戶周邊入手了解此事，無奈線索單薄且多數人對此事諱莫如深。
  隨后我又采訪了不少流通商，其中有相熟著告知，接連又有幾個魚中和養殖戶因桂花魚涉“綠”而被控制！綜合各種現象可以判斷，這件事絕不是孤立事件。
  通過與省海洋與漁業局溝通，得知是時正與省公安廳配合，正在徹查省內水產養殖用藥安全規范情況。省海洋與漁業局兩位領導透露，此事正是“三打兩建”的工作之一。由于涉及行動的保密性，省海洋與漁業局希望南方農村報不要將接下來的工作計劃報道出來。食品安全責任重于泰山，跟報社領導溝通后，決定暫不報道，但調查的工作還得繼續。
  據專家推測，養殖戶主動使用孔雀石綠的可能性不大。養殖戶不用孔雀石綠，卻因養出的魚有藥殘被抓，這是什么道理？對此，省海洋與漁業局的領導也深表無奈：“水產品幾乎沒有可追溯體系，這就造成了只要終端有問題，養殖戶就成了槍靶子。”
  可溯源體系的建立并不復雜，而養殖戶認為沒有必要。國外以挪威三文魚為代表的健全行業規范，也是歷經了近百年的發展。我國水產行業目前仍以幾百萬小散養戶為主，政府監控難度大，只能造成出事之后抓幾個“肇事者”了事，而整個行業卻要跟著連坐。
  可溯源體系是食品供應鏈中最基礎的部分，就如同高速路上的監視系統一樣，誰違章誰挨罰。我們由衷希望行業能夠在政府的督導下建立溯源體系。
為官員“請假”
  羅建民，廣東省畜牧獸醫局獸醫處副處長兼廣東省獸藥GSP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2012年及至之前的一段時間，因為GSP，我開始和羅處打交道。
  在長時間的GSP跟蹤報道過程中，我發現已經通過GSP審查的藥店老板，似乎對整個檢查頗有怨言。部分費大力氣通過GSP認證的藥店老板被指犯傻。雖不能說怨聲載道，但足以令GSP在行業中好事變成壞事。
  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外部環境下，我覺得很有必要將這樣一批人集中起來，進行公開討論。最后，我們將研討會主題定位為“后GSP時代漁藥渠道變革契機”，羅處也欣然答應參會。但幾天后我被告知羅處無法參會，因為正好農業部開展獸藥大檢查，他有任務。然而，我已經在邀請參會代表時明確羅處會出席。
  怎么辦？缺少主管部門領導參與的會議，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我因此詢問羅處，是否有回旋的余地。開始他只是表示抱歉，但是我再詳細和他講明事情的經過后，他告訴我，通過《南方農村報》發正式的邀請函到省局，他以此向局領導請假，或許有可能抽出半天時間。我當即表示發邀請函沒有問題，隨即擬好邀請函，發傳真至省畜牧獸醫局辦公室，隔天對方通知報社領導已經口頭上表示同意，我立刻將消息告訴羅處，最終將羅處請到了會議現場。
  會議初始，企業及經銷商代表表達自己在GSP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但這種不溫不火的現場狀態，我覺得完全沒有達到討論問題的效果。于是我直接將之前在基層采訪時所聽到的對主管部門的質疑，一股腦全部拋向了羅處。從表情來看，似乎對我這種過于尖銳的提問方式，羅處多少有點不太滿意。不過，他還是一一作答，并表示這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會不遺余力地貫徹執行。
  這只是我和羅處之間打交道中最為曲折的一次。在這之前，只要碰到獸藥GSP的相關問題，都少不了和羅處打交道。我之所以敢當面就主管部門的問題對羅處提出質疑，就是因為我了解羅處的為人，其次才是我對事實掌握的確切。每一次我就藥品問題采訪羅處后，他都會在回答完問題之后，表示歡迎記者反映GSP存在的問題，并且能夠積極取證，和主管部門一起促進行業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