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產門戶網報道　眼下，該是湘江水一年中最平靜的時期。4月1日起，湘江禁漁三個月，漁船悉數撤出水面。

　　這是湘江干流繼2013年之后第二次全面禁漁。衡山縣永和鄉寶龍社區的漁民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家鄉。他們將船靠岸，行走在很久不曾踏過的土地上。

　　兩年前長沙市政府取締“吃魚船”后，漁民們只剩下流水捕撈這一原始作業方式。但是，漁業資源的日益匱乏，政府政策上的利弊權衡，以及自身能力的有限，似乎構成了這道難題的方方面面，考驗這些漁民生存智慧的同時，也促使他們思考新的出路在哪里。

　　現狀要么失業，要么當臨時工

　　湘江干流流域，漁船共有4000多條。其中，衡陽市6個區縣占總數的一半多，這中間就包括了衡山縣的500條漁船。

　　永和鄉寶龍社區居委會242戶漁民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才是所謂真正意義上的“專業漁民”——沒有田地，所有生計就依靠這一條船。

　　永和鄉地處衡山縣東南部，東臨湘江、西倚南岳。縣城汽車站每天只有兩趟大巴車通往永和，路程約一個小時。

　　4月10日上午，記者從高鐵站搭乘的士前往寶龍。一路泥濘之后，眼前突然開闊，湘江水面煙波浩渺，岸邊停著一線漁船，大概有近百條。

　　漁船的這邊就是寶龍社區。成谷生是這里的漁民，今年53歲，略顯蒼老。他正拎著一袋子蔬菜從隔壁集市上回來。

　　成谷生的船停在家門口的河邊，漁船有幾十年歷史了，被刷過無數次油漆后反復使用。他說，父親成冬行曾經是漁業捕撈大隊的隊長，今年已有九十高齡，漁船也是從他手中傳下來的。

　　3月31日晚，接到衡山漁政部門的禁漁通知后，成谷生就跟鄉鄰們駕船從長沙回了老家。眼下，他賦閑在家，偶爾補補漁網，或者到鄰居家去幫忙給漁船刷漆。20多歲的兒子也跟著他打魚，禁漁后沒有回來，在長沙打點零工，妻子則留在長沙幫兒子照看孩子。

　　眼下的村莊是寂靜的。200多戶居民，跟成谷生家的境況一樣，大部分年輕人都趁這段時間去城里做臨時工，禁漁期過后再回來。村莊跟沉默的船只一樣，守著一江春水。

　　村里比較顯眼的是紅磚樓房，樓房看上去有些年月。老成說，大部分都是前些年打魚賺來的錢蓋的。四年前，他也跟風搞了條“吃魚船”，花了8萬多元，船就停在猴子石大橋橋下，每年能賺上兩三萬元。2011年長沙市政府要求取締“吃魚船”后，他把船賣了，換得6萬元。“船本身賠了一點，但政策是這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他說。

　　另一位叫康漢新的漁民也賣了船。他說，村里近半數漁民都曾搞過餐飲船，后來大部分都把船賣了，只有極少數還在一些隱蔽的地方搞，政府也不會注意到。

　　成谷生說，政府對于漁民有1萬元的房屋建設補助，但有些家庭依然無力建房。他們常年生活在漁船上，禁漁之后就搬到衡山縣城的廉租房里居住，或者干脆去外面打工，只在過年的時候回來。

　　68歲的顏少芳就住在廉租房里。這些設施簡單的廉租房位于衡山縣城區，2012年由政府統一配給，每年600到800元不等的租金，政府每年會給他們1500元的補貼，用以交付租金和物業水電等費用。這樣的漁民，整個寶龍有20多戶。與此對應的，他們的漁船并沒有開回家，而是停在衡山縣的河邊上。

　　過去從“國家糧”到城鎮戶口

　　寶龍村漁民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們是專業漁民，且集中在一個村莊。這讓政府方便管理的同時，也感到頭痛。

　　“寶龍的漁民不像別的地方的漁民零散分布。他們很團結，有訴求就會提出來，前年就因為‘吃魚船’的問題找過政府，去年也因為燃油補助問題上過訪。”衡山縣畜牧水產局分管漁政的工會主席廖梅庭說。

　　寶龍的人們世代以打魚為生，具體追溯到哪一年無記載。成谷生說，寶龍的漁業大隊曾是衡陽市的第二大漁業隊，當時產魚量非常可觀，漁業熱火朝天。

　　寶龍社區居委會書記周雪長回憶，后來，漁民們的耕地全被劃撥給其本來所屬的農業村社寶米村，漁民由國家統一發放糧油，打撈上來的魚則全部上交國家。據他說，當時的漁民還頗為自豪，因為“吃的是國家糧”，標準是小孩每月8斤，勞動力每月24斤。

　　在這之后，漁業大隊又吃了將近20年的“統銷糧”。得知統銷糧與國家糧有區別后，當時就已是大隊負責人的周雪長帶著一眾漁民去找過縣市的領導。1988年，大隊又恢復了“國家糧”的待遇。

　　然而好景不長，兩年之后，國家宣布取消糧食補給，寶龍漁業大隊也隨之改頭換面成了寶龍社區居委會，漁民們成了城鎮戶口，在享受城鎮待遇的同時，再也無望獲得田地。

　　如今，這個村莊的村民除了50歲以上老人享受低保政策外，“看不到比隔壁村的農民要好在哪里”。

　　村里的漁民近些年增加到將近250戶，新戶頭全是當年老一輩漁民們的后代。他們沒能從父輩手中接到田地，只有一條漁船和一個城鎮戶口，以及一個專業漁民的身份。

　　周雪長的兒子周德志生于1982年，他跟寶龍的年輕人一樣，很早就拿到了漁業捕撈許可證。他的姐姐前些年考上大學，是村里唯一的大學生，自此跳脫漁門，但畢竟是極少數。整個寶龍，能安安分分讀完初中的，都算是“讀書人”。

　　以至于，這些年輕人外出打工，很多干了不到半年就回來了，“累，錢又少，只能打零工或當保安。”20歲的成子華前年跑到東莞打工，由于文憑太低先后被6家工廠拒絕，最后在一個樓盤做保安，月薪1400元。半年之后，他便回來了。

　　問題禁漁，同時禁了經濟來源

　　回到漁船上，這些年輕人對于生活的希望再次破滅。

　　“根本打不到魚。去年8月份，按理是捕撈的黃金時期，但我們一家三口打到魚后賣了3000元，給妹妹寄去生活費后，一家人日子過得緊巴巴。”成子華說。

　　漁業之路越走越窄，身在其中的漁民們看得很清楚。

　　湘江作為湖南的母親河，流經全省境內的5個市、20個縣市區。從省畜牧水產局的統計數據來看，全省專業漁民戶集中在長沙、株洲、湘潭、衡陽等地，尤以衡陽地區最多，有242戶，這些漁民幾乎全部來自寶龍。

　　2012年，寶龍漁民曾就“吃魚船”問題請訴過長沙市政府，提出“收購漁船”和“就業安置”等要求。當時的《瀟湘晨報》報道稱，這些看似“不合理”要求的背后，是漁民們的生存窘境。

　　漁民們響應政府號召，絕大部分已將“吃魚船”變賣，改成了專事捕撈的原始作業方式。

　　一年之后，他們再次迎來政策“變化”——作為《湘江保護條例》的實施之一，湖南規定湘江干流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為禁漁期。在此期間，湘江干流所有水域禁止一切捕撈作業，“做到船進港、網入庫、人上岸、證集中，江中沒有漁船，岸邊沒有網具，桌子上沒有湘江魚”。

　　漁民們對新規定喜三分憂七分。“喜的是，讓魚苗生長是好事，畢竟我們靠這個吃飯;憂的方面就太明顯了，這三個月我們沒有了經濟來源，而且禁漁期一過，集中作業的電打魚、毒魚全部冒出來了，留給我們的魚所剩無幾。”成谷生說。

　　說到漁業資源，漁民們也是一肚子苦水。周雪長和成谷生一樣，很小就隨父母在湘江里打魚，他回憶說，雖然當時打魚的網子和船都沒現在好，但打的魚要比現在多得多。

　　“那時候，站在船上，魚兒都會跳出水面來。現在哪里有?根本沒有了。”成谷生說。

　　湖南省畜牧水產局漁政處的統計數據顯示，這些年，湘江原記錄有魚類147種，2007年到2011年普查有13種未找到標本，其中鰣魚、巖原鯉兩種魚可能已經滅絕。漁政處副處長吳玉林說，環境污染，挖沙船、電打魚肆虐，以及攔河工程的修建，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湘江里的魚種類的確在減少，如果不考慮人工放流的話，總量應該也是在減少的。

　　出路“只要不打魚了，干啥都行”

　　從2013年開始，政府在禁漁期間對這些漁民發放生活補助。衡山縣的標準是每條船每個月400元，政府在這塊的投入大約是29萬元。但是，三個月1200元，這對于漁民家庭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

　　從更深層的邏輯上來說，漁民們認為，作為一種原始作業方式，漁民很可能會是漸漸沒落的群體——湘江流域水產品的總量不過占到全省水產品比重的25%左右，這其中還包括了副業漁民的貢獻。周雪長說，湖南省早在幾年前就鼓勵漁民“洗腳上岸”，這也是漁民們理解的信號之一。

　　湖南2010年開始實施湘資沅澧四水流域專業捕撈漁民上岸定居和解困工作。廖梅庭說，衡山寶龍“漁民政策”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對機動漁船給予燃油補貼，每年數額不同，2012年是4000多元，2013年是3100元;二是對專業漁民提供一次性上岸補貼，根據居住情況，有些漁民家庭獲得

　　一萬元，有的給予每年數額不等的租房補貼。在社會保障方面，政府給50歲以上專業漁民全部辦理低保，同時將所有漁民納入醫保。

　　采訪中，漁民們普遍擔心的是年輕人的生計問題。68歲的顏少芳說，他和兒子“反正已經改變無望了”，反倒是20多歲的孫子，讓他夜不能眠。

　　在寶龍，不少年輕人因為收入微薄娶不上媳婦，打魚無以為繼的話，只能另謀他路。“只要不打魚了，干啥都行。”這是他們的普遍心聲。但事實是，這些學歷普遍在初中以下、沒有田地也沒有手藝的年輕人在經歷了打工又折返、想創業又無門之后，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他們自己也沒有答案。

　　他們羨慕洞庭湖的漁民，因為這些同行不僅實現“上岸定居”，并且由政府提供轉產就業培訓、舉辦漁民專場招聘會。在更遠的廣西南寧，政府光在住房上的投入就達到了2.3億元，組織開展了適用技術培訓，提供政策咨詢、就業指導、小額貸款等服務。

　　廖梅庭說，目前，衡陽還沒有專門針對漁民轉產就業培訓出臺相關政策，什么時候會有，也還是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