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產門戶網報道

老漁民何連勝家花墻外橫放著一條可坐6人的小快艇，上面噴著黑底、有“粵龍崗漁”字樣的五位數字捕撈船牌。深圳市的捕撈船船牌自2006年起便不再發放，眼前的這條老漁船，如今最常過的日子便是無風無雨時在房前曬太陽。

    何連勝家和碼頭隔著一條海鮮街和一條四車道寬的馬路，這條“停”在居民樓間水泥路上的漁船卻并未引起過多的關注。

  觀光旅游棄漁不棄船

    “小游艇（出海）1次1000，快艇（出海）1次400。”2月23日下午2點，在東漁碼頭邊上，居民小蔡正在招呼前來度假的游客。此時岸邊停靠著一艘小游艇和幾艘快艇。

    小蔡有時自己載游客出海兜一圈“賺個幾百塊”，有時也會像現在這樣順便幫朋友招攬生意。仍舊留住在東漁社區的小蔡一家和社區里很多其他新一代“漁民”家庭一樣，男人出海載客、女人在家曬海味帶孩子。

    “我們也是漁民啊，我們也是吃海的嘛。”小蔡說雖然自己不打魚，但是靠出海載客，也算是“靠海吃海的一種”，所以“自己還是漁民”。

    在深圳沿海的漁社區，很多像小蔡這樣的年輕“漁民”從未從事過打魚。隨著近海環境的改變和魚量的銳減，以捕撈為營生手段的漁民有些不再打魚，有些轉產轉業，但大部分仍未離開傳統的“漁”船。

2005年8月，隨著東漁社區海上觀光休閑碼頭和避風塘的全面竣工，這個被列為“深圳市重點扶貧社區之一”的小漁村一躍變身為旅游勝地。而“濱海生態旅游度假區”這一轉型目標像模板一樣，印在幾乎所有深圳東部沿海漁社區身上，很多漁民轉向了海洋旅游等行業。

何連勝的兒子何笑東現正替私人老板開游艇，2012年考取了游艇駕駛證，如今每月能拿到固定工資近3000元的他，便不再出海打魚。

何笑東的工作也相對輕松——定期給游艇做護理，老板需要時便去開游艇。“去年十個月才上十天班。”何笑東說。“當時村委組織考證，費用比較便宜，8000多，外面機構要1萬多。由于開過船，上手很快，幾節課后就考證。”

2011年，針對南澳漁民文化水平相對低、就業困難的情況，深圳南澳街道以南漁社區為試點，舉辦了“南澳居民首屆游艇會培訓班”（即深圳灣游艇會國際駕駛培訓中心第七屆學員培訓班），南漁社區47位漁民通過培訓后成功領取了畢業證書。

截至去年3月，南澳街道已有75位居民考取了游艇駕駛證，其中20余人分別在浪騎、大梅沙等游艇會上班。

另外，不少人還考取了“救生員證書”，希望能持證上崗，找到一份待遇不錯的工作。

2

曬魚，養殖，轉產不離海

    2月21日早上6點天剛亮，清姐和她的丈夫照例來到南澳水產市場挑選新鮮的魚。但因為今天市場魚不多，他們只買回來了100多斤泥鯭。

    回到弟弟光仔的海味店后，去除魚頭、清理魚身，不到一個小時時間，一百多斤魚便處理完畢。

    “是漁民就都會曬魚啊。”清姐從小就和家人學制海味、曬魚干，并不覺得漁民曬海味是什么不尋常的事兒，也不清楚“目前南漁社區唯一一家自曬魚干的海味店”這一說法所帶來的效益。

    光仔的店在南澳海味街上。這條大約250米長的街道在南漁社區內，共有46家海味店。鮑參翅肚，蝦皮紫菜，行走在街道上，能明顯聞到空氣中彌漫著海味產品的咸香氣味。而光仔店里的“招牌”，便是姐姐（清姐）親自曬的魚干。

    清姐根據魚的大小將魚放在兩個盛著鹽水的桶里，不同大小的魚，浸泡時間不同，而且時間的把握直接關系到魚干的口感。像今天買到的泥鯭，只需“浸泡一個小時左右就行了”。這些看似尋常的細節和對鹽度的把握都只能“憑經驗”，即便是海味店老板光仔本人也無法掌握。

    魚干的曬制則需在海味店二樓的小露臺進行，100多斤的魚一條緊挨著一條整齊地排在鐵網架上，它們還要在太陽下風干一兩天。

    光仔全名郭建光，自高一輟學便幫哥哥出海打魚、養魚，2004年開始經營海味店。

    “現在的年輕人，沒有那種吃苦精神。”光仔認為，自己這一代人沒有老一輩漁民那么“能捱”，面對艱難的現狀，“我們會選擇從事更容易生存、更能直接帶來好生活的行業”。

    同樣經歷過多次轉產嘗試的還有南漁社區的漁民石永雄。因為1998年那次大規模赤潮，南澳漁社區許多從事養殖業的漁民血本無歸，不得不將自己的漁排賣掉，從事旅游業、水產品加工或者其他行業，石永雄也是其中一員。

    轉業后的石永雄在陸上做起了五金買賣，但好景不長，因為虧本，他在2000年再一次下海養漁排。“一是因為自己真的喜歡海上生活，二是因為自己學歷比較低。”由于漁排養殖風險大，石永雄又轉而從事休閑觀光漁業。

    “海上養魚是天生天養，不像池塘養魚可以控制。”石永雄妻子張銀娥說，“去年臺風‘天兔’打爛漁排，把木頭、網、浮箱都撞爛了，魚也跑了，虧了20多萬。”

    漁業處副處長袁振江告訴記者，深圳的漁排養殖主要集中在大鵬新區，“全市約有200家漁排，總養殖面積達6000畝，漁排養殖量大概3700噸左右。”

    “現在養魚很難掙錢，旅游比較掙錢。”石永雄的漁排既養魚又供游客釣魚。此外，他也會開著自己的快艇載客出海釣魚，一般情況下人均收費四五十元。石永雄說，像他這個年紀的漁民，離開這個地方去從事別的行業會“很難適應”，因此養殖、觀光行業成為不少中年漁民的“新興產業”。

3

    海洋不是漁民后代的主場

    或許對于岸上的人來說，與海為伴的漁業生活是神秘而有趣的，但對許多“漁民后代”而言，他們不想繼續從事父母的職業。海洋已不是主場，海洋之外有更多他們向往的世界。

    90后“漁民后代”阿龍，曾明確向父母表態稱不會從事漁業。“第一，我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走老爸鋪好的路；第二，如果在家里，一做（打魚）就會像我爸媽那樣做一輩子了。”20歲的阿龍現在就讀于廣州某院校的設計專業，即將畢業的他對海的感情遠不及父輩那般濃厚。

    “在他小的時候我們出去釣魚，半夜三更回到家，他已經睡著了。然后他還沒起床我們又出海了，他覺得我們很辛苦。”阿龍的媽媽回憶道。雖然同住一個屋檐下，但阿龍從小就和父母“聚少離多”。

    如今阿龍父母“轉產”從事休閑觀光漁業，假日生意好，夫妻倆依舊沒空陪伴放假回家的兒子。“他覺得我們這行不是很好，他也很少跟我們一起出海，除非有空才會跟我們出去幫忙，有同學來才會帶他們出海看看。”阿龍的媽媽說。

    8  0后梁俊彪目前在漁一社區工作站工作，他的外公、父親都是地道的漁民。他介紹，與他同齡的居民原來還會從事海洋運輸業，但后來都選擇放棄，轉向其他行業。他認為，因為海域污染、非法捕撈等原因，“漁民會越來越少”，而他也深感疑惑：“以后的深圳還需要漁業嗎？”

    2006年前后，國家出臺相關規定，不再發放捕撈船牌。在那些家里孩子比較多的漁民家庭中，因為面臨著“一個船牌不夠分”的現狀，大部分“漁民后代”因不想引起家庭爭執，也都會選擇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