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農業經濟導刊：3.中國對日韓的農產品——食品進出口格局顯現了中國處于比日韓更低的發展階段

　　中國對日韓高達0.9左右的食品凈出口指數，除了說明了中國農產品價廉物美，有比較優勢外，也顯現了中國與日韓兩國相比更低的發展水平。通常，發展程度低的國家用初級產品——食品，向發展程度更高的國家換取工業制品。所以，中國正在以最大的努力，走好這一階段的征程，包括向有效需求極大的國際市場，實質是高收入國家的市場，提供符合健康衛生環保、價廉物美的農產品及其加工制成品，來逐步跨越這一階段。現階段中國的出口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為10％，相當于進口結構中初級產品比重的一半，說明了中國的進步。當中國與日韓一樣，也進入農產品——食品凈進口的階段，我們相信，“畢業”后的中國一定不會以“保護農民”為名來拖延這個過程，來主動做“留級生”。同樣，日本比韓國比重更大地進口中國的農產品——食品，也說明日本比韓國更高的發展水平。所以，面對中國農產品——食品的進口，韓國和日本完全可以更加“從容”一些。順便一提，比日韓等東北亞國家發展程度更低的東南亞國家，倒是與中國的一些農產品及其他勞動密集型制成品有替代互競關系。

　　根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預測，中國目前城市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對勞動力的吸納僅相當于每年農村新增人口部分，因此直到2020年前農村人口都將保持在8億以上，2020年以后農村人口比重才將首次低于城鎮。這表明，在可以預見的一個較長時期，中國的農村勞動力，將始終處于供過于求狀態，在國際市場上長期具有低成本優勢。

　　總之，在區域經濟綜合發展和一體化一攬子框架中真正實現東北亞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是各方利益所在。大家的任務是實際推動這一進程。

　　二、東北亞農業資源整合的總體構想：產業間的水平分工、農業的垂直分工

　　中國農產品——食品對日韓等東北亞國家的既有貿易格局，固然顯現了中國農業一食品行業較強的比較優勢，但是，我們更清楚地知道，這種優勢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潛在的；將潛在的優勢變成現實的優勢，需要擁有資金、技術、市場網絡和質量標準的進口方農業——食品企業的幫助和帶動。也就是說，中國農產品出口大有可為，與進口方農業企業大有可為是并存的。

　　中國臺灣省農業企業攜農業先進生產力向大陸的大規模轉移，展示了中國大陸與東北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農業資源整合的方向。

　　與中國和日韓的貿易格局相似，農業資源緊缺、勞動力成本很高的中國臺灣省相對祖國大陸，也完全缺乏農業的比較優勢。只不過，政治因素阻礙了包括大陸農產品在內的產品自由進人臺灣。盡管如此，2001年在大陸出口臺灣50億美元、自臺灣進口273億美元，臺灣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的總體格局中，食品和活動物，大陸出口臺灣7910萬美元、自臺灣進口4177萬美元，大陸順差3733萬美元。

　　比日韓等國農業集團更主動，臺灣的農業企業和農民，正越來越多地投資于祖國大陸，也因此變被動為主動，獲得了越來越大的市場空間和盈利空間。據2001年秋冬本文作者對我國5省14縣市40多個臺商投資大陸農業企業的實地考察，兩岸農業資源整合，在兩岸都加入WTO的形勢下，呈不可逆轉之勢。我們所到之處，到處都看到臺灣以往的優勢產業、現在的夕陽產業，到了大陸又成優勢產業的實例，看到臺灣農業食品產業在大陸的良好前景。在臺灣島內，甚至求職者會詢問：“貴公司有無在大陸的分支機構?”以此判斷企業經營是否有前景，是否值得前往。

　　在海口的一個鮑魚養殖場，臺商如此對比分析了兩岸的養鮑成本：臺灣人工貴，同樣效率，在臺灣雇傭1個工人的錢在大陸可以雇傭9個；臺灣土地貴，在海南租地規模經營30年租金不足臺灣購地價格的1／10；在大陸養鮑，盈利率平均 25％；而在70％出口、其中40％出口到大陸的臺灣養鮑業，生產成本就已經比上海到岸價貴，競爭不過轉移到大陸生產的臺商。正是大陸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迅速成長的市場，加上臺商的優良品種、先進技術、科學管理和經銷網絡，構筑了臺商的盈利空間，也為大陸農民提供了就業和收入。

　　向日本出口大蔥的山東省一家臺資企業，甚至在2001年遭遇日方對山東大蔥緊急設限、配額外關稅265％時仍然神情自若。出口交貨價400——800美元／噸，合人民幣每公斤3.32—6.64元；3／4按配額內關稅3％、1／4按配額外關稅265％。付給農民的大蔥收購價格每公斤0.8元，購銷差價4-8倍，加上日本國內計算的至出口交貨的流通費用，(陳永福、何秀榮，2001)該公司的成本盈利率高達80％—260％!大蔥畝產5000公斤，畝毛收入4000元，比起糧食生產不足1000元的畝毛收入、400元的畝純收入，大陸農民也已經很滿意。

　　臺商農業投資企業多數像上述公司一樣，經營良好。這部分反映在多數企業實際投資額大于注冊資本額。也因此，臺灣的勞動密集型的食品行業，“能來的幾乎都來了”。例如食品罐頭行業，80％的生產能力已經轉移到大陸。當兩岸都加入WTO，進駐大陸的臺商農業——食品企業正“蓄勢待發”，面向臺灣市場進行新的布局。

　　來自日本、韓國的農業——食品投資企業也開始大量進入中國的沿海和內地。以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省等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農業企業直接投資中國大陸形式實現的垂直分工，需要農產品貿易更大的自由化來充分發揮盈利潛力。垂直分工形成空前巨大的生產力，生產出品質更好更安全的廉價農產品，不僅在中國3億人口的城鎮市場銷售，而且返銷購買力數十倍于中國大陸的本國和地區，銷往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農產品市場，才能真正發揮出東北亞農業資源整合的全部效果。

　　與一般的進出口商不同，投資中國大陸、產品返銷本國和地區的進口方客商，將市場與產地聯系在一起。它們熟悉進口方市場，了解消費者終端市場需要，有助于掌握標準，打通貿易壁壘；它們有先進的品種、技術和設施，從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兩個方面增加食品的盈利潛力和雙贏空間；它們直接投資控制原材料，有效降低了進口的數量和質量波動引發的貿易的不確定性，有助于消除人們對糧食安全的現實和虛幻的擔憂。

　　三、從農產品貿易看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障礙及克服

　　我們看到，對于中國的農產品供需，包括日韓等高收入東北亞國家的主流世界有著非常矛盾的心理，他們既擔心中國農產品的“多”，也擔心中國農產品的“少”。1990年代中期的“布朗旋風”，是擔心中國農產品“少”，繁榮的中國經濟和旺盛的消費需求，會將國際市場的糧食買光而“餓”了世界，問：“誰能養活中國?”近年的中國“世界工廠”、“世界車間”說，是擔心中國農產品的“多”，價廉物美的中國農產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大量涌入國際市場，搶了其他地方農民的“飯碗”，傷害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食品自給能力，同樣有糧食安全問題。按照常理，日、韓等食品自給率很低的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更應該歡迎中國農產品的“多”、擔心中國農產品的“少”；但是現實的貿易戰，他們反對的正是中國農產品的“多”。我們看到，與中國對世界的了解相比，世界對中國的了解更不足；與中國對世界的開放程度相比，世界對中國的開放更不足。在農業領域，與一般想象相反，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學生”，中國更希望自由貿易；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先生”，包括日、韓，中國臺灣等東北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在內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卻在限制自由貿易。更確切地說，在他們有優勢的產業推行自由貿易，在他們沒有優勢的農業限制自由貿易，以他們的實力能短期奏效；而中國，在沒有比較優勢的領域抵擋不了自由貿易，在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又無力推行自由貿易。我們看到，中國的消費者不擔心農產品大量出口抬高消費者價格，而日、韓、中國臺灣等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生產者卻擔心農產品大量進口降低生產者價格。中國曾經有過地區封鎖，保護消費者利益而損害生產者利益；而日、韓、中國臺灣等高收入國家和地區一直存在貿易壁壘，保護生產者利益而損害消費者利益。中國消費者已經知道，生產者的利益最終將傳導到所有人；日、韓、中國臺灣等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生產者也應知道，消費者的利益最終也將傳導到所有人，各方所有人的真正長遠利益都是自由貿易。

　　在WTO框架中，通過各國各產業的“一攬子”談判協調，更易達成讓各自優勢產業進入對方市場的妥協；在中國大陸農業真實優勢非常顯著的情況下，有條件與東北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實行產業間水平分工和農業的垂直分工。東北亞農業資源整合，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標，是建立可預期的貿易體系。中國市場化改革不可逆轉，中國融人全球經濟體系不可逆轉，已是事實。現在需要對方摒棄基于自我利益的歪曲想象，放心大膽地實現農業資源的區域和全球整合。

　　中國與東北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利益連接點在于：中國農產品的市場空間，同時是東北亞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農業——食品供應的低成本保障。

　　東北亞國家和地區以成功的公共政策著稱。在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問題上，各國和地區完全應該和可以采用共同公共政策來促進市場效率。政府干預的成敗關鍵在于，這種干預是順應還是扭曲市場，是促進還是阻礙市場，是幫助還是替代市場。高收入國家和地區政府摒棄過時的農業保護、扭曲市場的干預，代之以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動安排，將再創東亞經驗，重現東亞奇跡。

　　東北亞農業資源整合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是開放式的，是先易后難、實現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步驟；中國與東北亞各國和地區的農業資源整合，與東盟十國，與其他國家和集團的農業資源整合，并行不悖。區域化是否違背全球化的衡量標準是：各國始終從成本最低國進口產品和服務，當本區域內的最低成本不同時是全球的最低成本，就不能用區域化阻礙全球化。

　　所有東亞國家都經歷了糧食——鮮活農產品——所有農產品依次出讓地盤的過程。當中國而對越南等更低收入的東盟國家發生這一過程時，也將主動順應，出讓地盤。

　　上述說法，看起來似乎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學生”在向“老師”上市場經濟理論課，是“學生”用“老師”教給的東西回頭教“老師”。然而，包括貿易沖突在內的經濟問題從來主要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利益問題。這需要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為衡量取舍標準，克服各自國內的既得利益集團維護一已私利的阻撓。讓人樂觀的是，更主動地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整合東北亞農業資源，提高區域分工合作的組織化程度，穩定貿易聯系，提高貿易的可預見性，減少不必要的摩擦，避免大起大落，降低溝通成本和交易費用，謀求各國的長遠利益和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已經越來越成為各國農業界人士的共識。

                                                  南方漁網編輯：陳如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