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量大幅減少，人均動物性食品消費大幅增加。1985-2019年，我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由228.4千克降低到130.1千克，下降了75.6%。與此同時，肉、蛋、水產品等動物性食品消費大幅增加。肉類消費（豬肉、牛羊肉）由人均14.4千克增加到26.9千克，增長了86.8%；禽類由人均1.6千克增加到10.8千克，增長了575%；蛋類由人均3.2千克增加到10.7千克，增長了234%；水產品由人均2.9千克，增長到13.6千克，增長了369%。在此過程中，飼料糧消費占比隨之大幅提升。

　　劉漢元代表表示，2020年，我國糧食產量68285萬噸，人均糧食占有量487公斤，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其中，稻谷和小麥兩大口糧產量3.5億噸，全年口糧消費約2億噸，口糧絕對安全有保障；玉米產量2.73億噸，全年飼用消費1.7億噸，工業、食用和種用等其他消費約1.1億噸，存在一定的需求缺口。總體來看，我國三大谷物產大于需，處于“稻谷和小麥松、玉米緊”的格局，品種結構性供需不均衡問題比較突出。消費結構上，我國三大谷物食用、飼用、工業用、種用及其他用途占比分別為45%、35%、17%、3%。根據預測，“十四五”期間我國食用消費每年將以2個百分點的幅度遞減，到2025年稻谷和小麥產需盈余可能達到8000萬噸以上，需要尋找合適方向，避免超期庫存和損耗造成浪費。

　　劉漢元代表指出，2020年以來，國家出臺了庫存稻谷飼用定向拍賣政策，由央企競拍后進行加工轉化，脫殼成糙米后摻混或脫殼成糙米后摻混再粉碎，再定向銷售給飼料養殖企業用于飼料加工，以防其流入口糧市場。該政策在補充飼料糧供應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未直接面向飼料養殖企業銷售，增加了中間運輸、儲存、加工等多個環節，既增加了成本、推高了糧食價格，又延長了陳化時間，不利于糧食品質的保證，致使飼料養殖企業購買意愿不強。反映到成交量上，2021年，面向中央企業的庫存稻谷定向銷售實際成交情況不及預期。同時，飼料養殖企業直接從市場采購的新小麥總量達3500萬噸，超過當年小麥產量的25%，糧食安全存在一定隱患。

　　玉米作為畜禽飼料配方的重要原料，占比最高可達55%。玉米價格變化直接影響養殖成本，農民收入乃至各項宏觀經濟指標。2020年，中國玉米進口量首次超過世界貿易組織設定的年度玉米進口配額。在中美貿易協定框架下，中國加大了農產品特別是玉米的進口數量，其中主要是對國營玉米配額臨時性增加，2020-2021年玉米進口總量均突破基礎配額量，2021年達到2800萬噸。

　　作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2002年1月30日原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發布了《農產品進口關稅配額管理暫行辦法》，對包括玉米在內的多個大宗農產品實行進口關稅配額管理，由國家發改委會同商務部分配。近十年來，玉米關稅進口配額一直維持在720萬噸，僅占2021年玉米進口總量的25.7%，且各大飼料養殖集團企業配額分配量未明顯調整，出現了政策性低價進口玉米“僧多粥少”的情況，各集團企業政策性進口玉米頭寸對比實際使用量差距巨大，限制了規模型企業的發展，擠占了小規模企業的生存空間。

　　為強化飼料糧供應保障，推動飼料和養殖業持續健康發展，劉漢元代表建議：

　　一是建議優化進口飼料用糧配額分配機制，按照具備一定規模、資質的飼料養殖集團企業年度統計產量占比重新分配。在糧食進口量不斷增長，未來可能成為常態的背景下，保障飼用糧配額資源公平、合理、有效利用，理清飼用糧配額分配機制就顯得尤為重要。國有企業由于沒有大規模參與飼料的加工生產，建議減少甚至退出飼用糧配額分配，以消減市場中的非正常價格尋租和降低市場運行效率的行為。此外，因中小企業在規模、資質、規范標準等方面很難具備參與國家飼用糧配額分配的要求，建議由年飼料產量超過百萬噸的集團企業參與分配（2020年我國年產百萬噸以上規模飼料企業集團有33家，占全國飼料總產量的54.6%），按各集團企業年度產量占比，重新核定政策性配額分配比例，推動飼料養殖行業集約化、規模化、高質量發展，鞏固我國糧食安全。

　　二是建議優化庫存糧飼用拍賣機制，飼料加工企業直接參與庫存糧飼用定向拍賣。目前，庫存糧飼用定向拍賣主要由央企競拍后加工轉化，定向銷售給飼料養殖企業用于飼料加工。這種機制不僅增加了交易流程，大幅增加了使用成本，同時在倒買倒賣的過程中也增加了飼用糧轉向其他糧食用途的風險，降低了社會運行效率，對飼料加工企業也是極其不公平的。因此，建議在嚴格管控銷售、運輸、加工和使用環節的基礎上，直接面向飼料加工企業開放庫存糧飼用拍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