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產門戶網報道水產品安全的監管難度要遠大于其他農副產品，品牌經營也許會找到一條破局之路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把營養性需求作為食品消費的第一需要，我國居民人均水產品消費已經超過禽蛋，僅次于豬肉，處于副食品消費的核心地位。但當我們吃得起海鮮等水產品的時候，安全問題卻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門檻。

　　2006年“中國餐桌十大危機事件”中，涉及水產品的就有四件：包括北京市確診70例因食用福壽螺感染廣州管圓線蟲病患者；出口陽澄湖大閘蟹檢出致癌物質硝基呋喃類代謝物；上海市抽檢冰鮮或鮮活多寶魚，30件樣品中全部被檢出硝基呋喃類代謝物，部分樣品還被檢出孔雀石綠、恩諾沙星、環丙沙星、氯霉素、紅霉素等多種禁用漁藥殘留；香港發現抽檢桂花魚中含有可致癌的孔雀石綠等。

　　一系列的水產品安全事件，不斷敲打著人們對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經，引發人們對水產品安全的關注和思考。接受采訪的食品專家告訴《瞭望》新聞周刊，由于水產品的特殊性，其食用安全遠比其他農副產品更難監管。

　　六個部門難管一條“魚”

　　全國工商聯水產業商會副秘書長吳湘生認為，不僅是水產品的鮮活性增加了管理難度，更重要的是隨著水產養殖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違法活動越來越隱蔽，產業分工可能帶來越來越多的污染環節和污染源，水產品污染的形勢越來越嚴重；而大宗水產品的國家標準長期缺席，監管部門職責分割各管一段。這些原因都使得水產品這條“魚”越來越難管。

　　市場的巨大需求導致近年來我國水產行業一哄而上，尤其在單一品種上的過熱競爭，導致惡性循環。養殖的人越多，相對利潤就越少，養殖戶為了多掙錢只能超水體負荷養殖。

　　農業部首席專家王武在調查了多寶魚事件真相后說，一些不正規的個體養殖戶，在5米長、6米寬、水深30多厘米的魚池里硬擠了2000條多寶魚，密密麻麻地潛伏在水底。養殖戶為省錢，甚至根本不給魚換水，更談不上凈化和自濾等，為了防止死魚，只好給魚吃藥。

　　我國《漁業法》規定，陸地工廠化養殖可以不辦證。事實上，國內大部分小養殖場貨源雜，不規范。有的小養殖場隨便搭個棚子，壘幾個池子，就能育魚苗。人住在池子邊上臨時搭的小棚里。人和魚在一起，很不衛生。魚有病以后亂投藥，不管是不是違禁藥，更不管藥物殘留是否超標。

　　“目前市場上生產餌料的廠家，有90%是不合格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多寶魚之父雷霽霖說，“不合格的餌料往往本來就含有違禁的添加劑，不好的飼料加上不好的環境，魚很容易生病，這又導致了養殖戶經常用藥。”《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隨著科技的發展，用化學藥水泡魚等“先進高明”的“制毒”技術隨之“應運而生”；在分工進一步細化后，導致水產品被污染的幾率劇增，一條魚吃的飼料可能含激素、運輸過程可能被孔雀石綠浸泡、制成魚罐頭又可能添加防腐劑。

　　專家指出，近年來問題食品越來越隱蔽，也越來越難以查處。污染源頭越來越靠近上游，往往與原料、輔料甚至輔料的原料直接相關。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主管水產品質量安全的一名負責人坦言，樣品檢測所需的人力和資金成本都很高，按現有條件，大量監測并不可行。一般的檢測只能查驗甲醛、菌落總數等個別指標，估計還有大量產品從未被納入檢測范圍。此外，類似于大閘蟹等大宗水產品的國家標準長期缺席，導致品質監管沒有技術標準可依。

　　包括漁業、質監、食監、衛生防疫、檢驗檢疫和工商，六個部門共管一條“魚”，而部門分割“各管一段”的監管體制，導致誰都沒有管好。例如，漁業部門只負責生產環節的管理，可是水產品在運輸、銷售環節中，都有可能為了保鮮加入藥物，漁業部門就不管了。

　　一條問題魚毀掉一個產業

　　多寶魚事件后，有關部門相繼發出“消費預警”，立即殃及全國“一池魚”。以山東為例，全省當時有5000萬尾多寶魚即將上市，養殖企業遭受重創。事實上，據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經貿處處長傅日新介紹，上海“多寶魚事件”發生后，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緊急組織了一次監督抽查，分兩批抽取了32家企業的56個樣品。經檢測，禁用藥氯霉素的合格率為94.6%，孔雀石綠和無色孔雀石綠合格率為92.9%。這意味著，山東的大部分多寶魚是合格的。

　　然而這種“合格”，卻淹沒在消費者的一片恐慌之中，難以再穩定消費者的安全信心。中科院院士雷霽霖對此十分焦急，在他看來，陷入危機的不是一條魚，而是一個產業，“十四年靠大家辛勤培植起來的多寶魚產業面臨崩潰的局面。”

　　在不少水產專家看來，這并不是危言聳聽，因為此前河鰻、大黃魚、甲魚等特種養殖業，也都因為殘毒事件，在短短幾年里經歷了從“火熱”至“嚴寒”的過程。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上海發生的“毛蚶”事件，就使全國的毛蚶養殖業陷入低谷，至今也沒有再發展起來。也就是說，一條問題魚很可能毀掉一個產業。

　　出現問題食品本屬正常，但是一個問題食品幾乎可以毀掉一個產業，這就不正常了。因為對某個食品產業來說，某地或者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并不代表這個產業所生產的食品都不能食用。現在之所以出現這種“一粒老鼠屎壞掉一鍋粥”的情況，雷霽霖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水產品沒有品牌化，消費者一旦得知某個水產品出現了問題，因為分不清真假，只能把拒買這類水產品作為惟一選擇。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一名官員指出，我國除個別城市外，各地市場幾乎沒有準入制度，千家萬戶的魚都有。究竟產地在哪里只能由賣主口頭說了算。送到市場的一車魚，來自不同產地不同魚塘，分不出來源，所以要精確追出源頭是很困難的，更別提品牌化營銷和管理了。

　　品牌經營能否沖破困局

　　能否尋找到一種模式，讓政府監管和消費者識別都能夠省心省力？“五一”前夕，大連市政府一干人馬帶著9家水產企業負責人來到北京，與北京市政府探討市場準入與海產品綠色通道的建立。按照兩地政府簽訂的框架協議，兩地政府將共同對大連海產品企業進行監管。

　　北京市場向大連市優質水產品敞開，有條件的市場、超市設立大連市水產品專營區，同時加大對假冒大連名優水產品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保護名優水產品的品牌。

　　大連市加強對本地水產品安全生產體系的建設，把好源頭，控制質量，加強水產品養殖環境的保護與監測，保證養殖投入品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實行標準化生產和包裝，對進入北京市場的水產品實行目錄登記備案、批次送檢及進京水產品的市場資格準入，出具檢測報告并在銷地備案，把水產品安全隱患降至最低。雙方還約定，通過各種途徑加強食品安全及水產品供應、監管等相關信息交流，針對市場上的變化進行及時溝通，加強產銷區域合作。

　　隨這次大連市政府工作組來京的獐子島漁業董事長吳厚剛告訴本刊記者，政府間的食品安全合作框架為企業提供了發展環境，但要想真正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必須要讓消費者知道，他所選擇的海鮮等水產品是什么品牌的，通過品牌建立起食品安全追溯體系。

　　獐子島漁業號稱國內“最資深”的海產企業，其獨有的深海“放養”技術，讓其產品在自然環境下生長。然而長期以來，這家企業的產品和別的海產品一樣，無法實現差異化銷售。

　　按照企業負責人的說法，啟動海鮮品牌營銷之路，將在兩個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由多個部門對食品安全負責轉變為一家企業對食品安全負責，從而可以建立起政府監管企業、企業負責食品安全的全新模式。道理很簡單，企業的品牌出了問題，受損失最大的是企業本身，這個高違法成本讓企業對食品安全流程“高度緊張”。其次是可以建立起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獐子島漁業在其生產的每一只鮑魚、海參和扇貝上都印有公司的商標，都有檢測報告和身份證，消費者可以輕易實現對產地和企業的追溯。

　　吳厚剛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言論一出，立即遭到產業界的“圍攻”。北京一些水產品經銷大戶告訴《望》新聞周刊，獐子島漁業搞品牌經營，首先打破的是整個水產營銷圈的“潛規則”，有可能結束水產品經營的暴利時代，而受損的首先是處于產業鏈重要位置的北京市的數千家水產品經銷商。

　　舉一個例子，北京市一些高檔酒店進的鮑魚，全都說是高檔鮑魚，但到底是哪里產的，消費者只能聽經營者一面之詞，這讓經營者有巨大的利潤空間。冷眼相觀的另一家山東水產企業負責人則認為，我國最大的水產企業營業額不過幾億元，這樣的規模很難支撐一種品牌的經營，而品牌營銷的成本最終還是要由消費者承擔，在目前消費市場還沒有發育到相應程度的背景下，少數企業的單打獨斗最終會被整個市場“淹死”。

　　大連市政府對企業的品牌經營持相對樂觀態度，大連市工商局一位負責人告訴《瞭望》新聞周刊，我們鼓勵更多的海產品企業走品牌經營之路，盡管水產品行業會因此經歷一個痛苦期，但最終將使得政府部門對食品安全的監管變得更具操作性。

　　接受采訪的食品專家指出，水產品安全模式的建立，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確實要依靠市場的力量，隨著市場的發育，品牌化經營是一條較好的路徑選擇，在“品牌豬肉”、“品牌蔬菜”之后，人們期待更多的水產品品牌的出現。



           南方漁網編輯: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