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組織和活躍人士是最讓日本人頭疼的對手，它們不僅阻攔、騷擾日本捕鯨船，而且拍出像《海豚灣》這樣的獲獎紀錄片，使日本備感國際輿論的重壓。魚類是日本料理文化的核心元素，但過度捕殺已經讓日本付出了高昂的環境和外交代價，這一代價也許很快會達到明顯很不劃算的地步。

　　第一個說“授人以魚，不若授人以漁”的那位老兄，顯然低估了人類的繁衍速度、胃口和能耐。處在食物鏈最高端、雜食性且善用工具的人類，有能力砍光地球上的每一棵樹木，滅絕幾乎每一個物種。在今天，你教會一個人捕魚，他很難指望再受用終身，頂多只夠吃幾十年—更確切地說，是38 年。

　　提出這一時間表的，是2006 年11月號的美國《科學》雜志。那篇研究報告預言：到2048 年，90% 的可食用海洋魚類和貝類將會滅絕；就在報告發表之時，已經有29% 的魚類不復存在了。
　　大自然的游戲規則奈何不了人類，好在人類終于意識到自己的可怕破壞力，開始制定法則來自我約束。但正如有《京都議定書》就有“氣候懷疑派”一樣，瀕危海洋動物的國際禁捕公約自然不乏挑戰者，其中最顯眼的，就是以海鮮美食著稱的日本。

    “當代白求恩”成了日本“政治犯”

　　近幾年日本屢屢惹出“魚類麻煩”，一是對鯨類和海豚的直接捕殺，二是對地中海和大西洋藍鰭金槍魚的需求，導致這一種群數量比50 年前銳減了四分之三。在3 月下旬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多哈會議上，日本通過拉攏發展中國家，成功地打敗了針對大西洋藍鰭金槍魚的貿易新禁令。
　　這些麻煩使日本既在國際組織和政府層面飽受抨擊，在民間層面也惹惱了海洋動物保護組織，尤其是靠近日本捕鯨獵場—南極海域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此類組織，包括總部設在塔斯馬尼亞的“海洋守護者保護協會”（Sea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
　　事實證明，這些民間組織和活躍人士是最讓人頭疼的對手，它們不僅阻攔、騷擾日本捕鯨船，而且拍攝出像《海豚灣》這樣的獲獎紀錄片，使日本備感國際輿論的重壓。
　　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南極捕鯨季節期間，“海洋守護者”派船只天天都在海上跟6 艘日本捕鯨船過不去—攔截去路、用繩索糾纏螺旋槳、投擲臭黃油瓶等等；日方則回敬以高壓水炮和沖撞。今年1月6 日，排水量僅16 噸的“阿迪·吉爾”號抗議船被500 噸的日本捕鯨船“第二昭南丸”撞成兩截并沉沒。2 月15 日，前者44 歲的新西蘭船長皮特·白求恩（Peter Bethune）乘摩托艇強行登上“第二昭南丸”，要求對方船長賠償300 萬美元的沉船損失，結果反被日本船員制服并扣押。
　　3 月12 日，捕鯨船隊返回東京，白求恩被移交日本海上保安廳逮捕。日本農林水產省大臣赤松廣隆聲稱，白的做法是“無法容忍的違法舉動”；外相岡田克也也指責，“‘海洋守護者’用極其危險的手段，干涉了我國的鯨研究項目。”“海洋守護者”負責人保羅·沃登則指出，白求恩“在日本可能被當作罪犯，但在澳新卻是個英雄”。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的政府也聲援“海洋守護者”，揚言說如果日本在下一季節繼續捕鯨，就要把日本告上國際法庭。
　　4 月2 日，白求恩被判犯有侵入、襲擊、非法擁有刀具、毀壞財產和阻礙商業活動罪，面臨最長18 年的刑期。“海洋守護者”稱這些罪名都是荒謬的，并表示白求恩實為“政治犯”。
　　盡管1986 年國際捕鯨委員會通過《全球禁止捕鯨公約》，禁止商業捕鯨，但允許一定數量的科研用捕鯨。日本正是以科研的名義，每年在南極海域鯨類保護區獵殺近千頭鯨，其中多數為抹香鯨。

    《海豚灣》：在日本放映和拍攝一樣艱難

　　就在白求恩被解押回東京的同時，去年公映的美國紀錄片《海豚灣》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影片講的是“一個隱藏著重大秘密的小鎮”—日本和歌山縣的太地町，拍攝者突破重重圍堵阻撓，費盡艱辛地安放隱蔽攝像機，悄悄拍下了當地每年對海豚的血腥屠戮。在影片中，當地漁民利用海豚對聲音極其敏感的特點，通過敲擊長棒制造噪音墻，將遷徙過境的海豚和其他鯨類趕進海灣，用大網圍困起來。除了被水族館買家挑走的表演用海豚（每只售價可達15 萬美元）之外，剩下的悉數被捅死，被海豚鮮血染得通紅的海灣令人觸目驚心。這幕慘劇每年9 月至次年3 月間不斷上演。
　　太地町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水族館海豚的供應地，也是第一大的海豚肉來源地。由于海豚肉水銀含量太高，消費者不敢吃，這些肉被冒充鯨肉在日本其他地方出售。
　　可想而知，《海豚灣》在日本遭到很多電影院封殺，獲獎前僅在駐日外國記者協會和2009 年10 月的東京電影節上放映過。
　　當時針對一些日本媒體指責影片是在貶損日本人的說法，該片導演路易·普西霍約斯的回應是：“這其實是（給日本人民的）一封情書：我是向你們提供日本政府不肯給你們的信息。”他稱贊東京電影節放映該片是“勇敢之舉”，認為這與去年8 月30 日民主黨打敗自民黨勝選上臺有關；“換成3 個月前，要上映這部電影是不可能的”，并承諾愿把影片在日本放映的利潤，全部捐給答應不再捕殺海豚的太地漁民。
　　據日本媒體報道，觀眾中一位32歲的東京主婦認為：“這部電影涉及了一個艱難話題。我只能說，應當立即制止獵殺海豚。但我覺得這并不容易，因為太地民眾的生計有賴于此。”
　　一位21歲的東京女大學生對殺戮場景相當驚駭，但認為電影中的客觀資料不夠充足，也缺少當地民眾的聲音。另一位42 歲的男性白領則反駁：“西方人不也宰殺牛羊么？為什么海豚就不行？這種雙重標準無法引起很多日本人的共鳴。我們必須吃動物才能生存。這是一種文化沖突。”

      吃鯨肉是傳統文化，還是集團利益？

　　這種回應外國批評日本捕殺鯨魚和海豚的方式在日本相當典型：即批評只是一種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對日本傳統生活方式的攻擊。問題是，牛羊并非瀕危動物，且易于大量人工飼養。另外，它們在情感智力上也明顯遠不如鯨類。
　　有一種說法是，日本的大規模遠洋捕鯨業，就是在美國人的鼓勵下才出現的：二戰后，由于窮困的日本人普遍挨餓，占領軍統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上將于是提倡吃鯨肉，因為這是一種廉價的蛋白質來源。
　　實際上，對于費嚼且油膩的鯨魚或海豚肉，喜歡吃的日本人并不多。除了像和田、太地町等有捕鯨傳統的漁村（它們的數量正在日益減少），絕大多數日本人都沒有吃鯨肉的習慣。千百萬都市人這輩子從未嘗過鯨肉的滋味，也沒有這樣的欲望。
　　據2008 年的一項民調，95% 的日本人從未吃過或者只是偶爾吃鯨肉；目前人均鯨肉消費量不超過4 塊生魚片，年鯨肉供應量也只有40 年前的2%。東京不乏以壽司、河豚和鰻魚料理著稱的名店，卻沒有任何《米其林美食指南》推薦的星級鯨肉餐廳。連太地町政府也已經將海豚肉從當地中小學的午餐菜色中除去，因為當地一些議員指出，吃這種肉會導致中小學生攝入過多水銀。
　　相對于在壽司和生魚片中經常充當主角、幾乎人人都愛吃的金槍魚，鯨肉其實并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朝日新聞》曾評論說，不應過于以飲食文化為由，來為捕鯨辯護；“現在的情況是：那些吃其他動物肉的人，批評吃鯨肉過于殘忍；而實際上甚少吃鯨肉的日本人卻聲稱，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一種很古怪的現象。”
　　著有《日本捕鯨業：權力政治與外交》一書的札幌酪農學園大學環境學教授森川潤，是公開挑戰“鯨肉文化傳統說”的少數日本人之一。他指出，捕鯨業實際上一直賠錢，但它一直在進行有利于該行業的宣傳，操縱公共輿論，使人們誤以為吃鯨肉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代表沿海村鎮的漁業廳官僚和政治家，是這個行業的既得利益者，“這些人有如一個漁業部落，這一掌權的精英小集團主宰著日本捕鯨政策的決定、執行和評估”。
　　森川期望民主黨政府能考慮終結“科研捕鯨”的做法，至少就此問題激起公眾的辯論。而一旦辯論展開，捕鯨業利益集團必輸無疑，因為“日本年輕人寧愿觀賞鯨魚，而不是吃掉它們”。日本人口只占世界的2%，魚肉消費量卻占到全球的10%。魚類是日本料理文化的核心元素，對日本人的健康長壽也功不可沒，但對部分海洋動物的過度捕殺已經讓日本付出了高昂的環境和外交代價。這一代價也許很快就會達到明顯很不劃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