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財寶典》記者 孫歲寒

 

     都說想要獲得多大的收益，就得冒多大的風險。但是對于很多承包池塘的養殖戶來說，現在賺錢不易，風險反而不少，既要提防天災，還要留意人禍，一不小心就會遭到這樣那樣的損失。承包池塘涉及的因素多多，要是處理不當，輕則阻礙生產，嚴重的甚至中斷養殖場的運營。養殖場包含著承包者的心血和投資，面對各種風險，每個人都要步步留神。

租塘不易

    “現在塘很不好租啊”，在《農財寶典》記者近日的走訪中，幾乎所有的受訪者給出了這樣的表述。能租到合適的池塘，是建設養殖場的基礎，然而其中門道甚多，看似“一手交錢，一手簽合同”的交易，卻也存在不少變數。

    只要有利益，就會吸引人。在各地農村池塘的發包過程中，往往存在某些人或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壟斷”了首次承包的權力，并從中獲利。肇慶的養殖戶陳先生介紹，曾經在一些村的魚塘發包過程中，看到過這樣的強勢人物。“大家都把封好的標紙放在桌面上，他來了之后，用手把所有的標一下掃到地上去，再擺上自己的標，然后露出紋身或是傷疤，兇神惡煞地坐在一旁。”

    陳先生告訴記者，這一類人都是和當地的村干部有私下的利益往來，開出極低的價格包到魚塘后，再轉手發包牟利。惠州的養殖大戶阿林也告訴記者，他在承包魚塘的時候，也經歷了類似的事情，由于自己是外地人，他只能和這些強勢人物交易。或許是為了避免“太出位”，有時也會按照當地普遍的行情成交，但需另繳一筆錢給對方，俗稱“水費”。

    “為了承包池塘，各種各樣的方法都有。”同樣在肇慶的養殖戶阿強告訴了記者一些另外的門道。例如在魚塘發包之前，照例應該四處貼出告示，有的人就會去撕掉。“他自己陪著貼告示的人，前面在貼，雇來的幫手就跟在后面撕。”阿強還透露了一個“打時間差”的細節，譬如某場招標會，開始時間是上午9點，可能公開通知的時間卻是8點半，很多人按照通知時間來了，等一等看到沒動靜，都會去辦自己的事情。而有個別人會在9點前幾分鐘準時趕到，這樣在招標會開始時，很可能只有一個競標者。接下來的動作就非常快了，報價、簽約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大概十來分鐘就完成所有手續。“當然，這種打時間差的方式也是投標人和發包方有利益往來，才能做成。”

     近年來，隨著城市規模快速擴大，工業不斷發展，養殖水域不斷減少，尤其是水源豐富、地勢平坦的連片土地。即便是同樣用作農業，也由于租金不高的原因，很多池塘被填平后用于花木種植等其它行當。雖然不斷有新的地區被開挖用作水產養殖，但整體的趨勢不會改變，對稀缺資源的爭奪將日趨激烈。

 

 

    僅是租池塘，就有這許多講究，現實卻遠不止這些。在廣州花都的養殖戶梁先生告訴記者，一般來說，承包魚塘、尤其是離開家鄉到外地，在決定承包前，就有很多事項應該注意。首先就是安全問題，包括該地方有沒有洪水，魚塘所在地是否屬于基本農田等，尤其是承包土地自己開挖魚塘的，在承包之前一定要調查清楚，上述這些地方幾乎屬于禁區，會導致血本無歸。

    承包到魚塘之后，可以開始安排生產了，但安全的問題仍然存在。陳先生介紹，在很多養殖區，都存在這樣那樣的人，魚塘在他們眼中，就是錢財的來路。在這些人中，比較“好對付”的是吸毒人員，這些都是“單個零散出現”，一般會跑到魚塘找養殖戶“借幾百塊錢”。陳先生說，這類人員一般都沒有背后的勢力，只要“比他更兇”，一般就不會再上門來要錢，最令人頭疼的，是有組織的勢力團伙。

     和畜禽類養殖場不同，水產養殖受到地勢、水源的限制，在選擇地址的時候就不可能僅考慮安全保衛的問題，更多的是集中在村落、道路、河流附近。這樣一來，場地的養殖規模、人員數量甚至生產進度都很容易為人所知，帶來了可乘之機。

    “早年，我們很多老鄉離開老家來到廣東養魚，都碰到過這樣那樣的勒索，直接找上門來‘借錢’。”阿林告訴記者。“比如看你開車過來，就推個單車到路上，一碰到了單車，幾個人就會沖上來要錢。”陳先生也說，這種有組織的團伙“很頭疼”，一般來說都是交錢了事。

看到這樣的表述，不禁令人想起一個名詞：保護費。這樣的事情并不少見，而且長期以來都存在。一般養殖戶碰到這樣的勢力都會選擇妥協，“如果惹了這些人，偷偷給你灑點農藥，那樣損失更慘。”

 

 

    所謂事在人為，面對種種風險，養殖戶雖然弱勢，卻也并非毫無辦法。在阿強看來，各種交出去的“費用”雖然省不了，但怎樣交、交給誰卻也有講究。

    “這方面打點的錢是少不了，但不同的方式結果也不同。”阿強說，他所知道的“費用”可以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就是忍氣吞聲，人家要求多少就給多少，雖然錢交了出去，也能保得一年平安，但這不是理想的方式。“這樣做的話，人家還會繼續找上門來，說話也沒有底氣。”阿強采取的是另一種方式，他瞄準的對象是當地的村干部和派出所成員。

     阿強認為，在一個地方“混”，應該多想辦法去認識派出所的人，先通過他人介紹，認識了以后多多請客，再時不時搞一些東西送禮，經過一番功夫下來，如果有人來自己的魚塘生事，就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了。阿強說，這樣公關下來，一年到頭也花不少錢，但是別人都知道自己有關系有門路，不是容易欺負的。“這樣花錢更有面子，更有底氣。”

     在江門的老王和阿林一樣，都來自浙江，他們不僅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還重視了更多關系的經營。例如附近村子里的老人和兒童，逢年過節都發紅包、送禮物。“容易來惹事的都是年輕人，把老人和兒童的關系做好了，他們會影響自己的家里人。”

     在海南文昌養魚的老崔也深有感觸，他是從浙江到當地承包魚塘的，對此類問題甚是敏感。他告訴記者，曾經有老鄉到海南某些治安、社會風氣不好的地方，結果經常發生偷盜、勒索保護費的事情，甚至在收魚的時候，村子里的人成群結隊出來拿魚，不得已只能放棄。“說難聽點，我們都是老鄉相互守望，隨時一個電話就能叫出幾十號人來，有什么事情都不怕。”老崔認為，老鄉多了是一個莫大的幫助，“至少有事情鬧起來了，派出所也要考慮考慮。”

 

 

    除了上述問題外，承包土地搞養殖場還有一個相當普遍的風險，就是承包合同相關的因素。在本刊過去的報道中，類似的問題可謂層出不窮，合同界定不清，土地界限劃分模糊，村干部和村民利益糾葛等等，無一不困擾著養殖者。

    曾經引起熱議的“惠東三姐妹養殖場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承包者在簽訂合同的時候，和全體村干部達成了協議，卻忽略了相關法律中規定的公示程序，在合同續簽的過程中和村民發生了爭執，導致發生群體性事件。雖然事后經過政府斡旋，承包者和村民實現了和解，但這樣的沖突是每個承包者最不愿意見到的。

    類似的風波在海南也曾發生過，當地一家大型苗企的1000多畝優良場地引起了另一家企業的關注，于是趁原合同將到期的時候，私下和該場地所屬的漁業部門簽訂合同，并動用了當地閑散人員去騷擾、恐嚇原苗企。

    此事件一度引起了國家部門的關注，后來因那份私下合同“沒有考慮到原有苗企的優先承租權，合同無效”而告終。事后，該苗企的負責人回憶起來，還是很有感觸，“那段時間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整個人感覺很崩潰。”

    關于土地的糾紛，很多時候都是一筆糊涂賬，特別是農村土地。由于很多細節界定不清，其中還夾雜著多重利益糾葛，往往令花錢投資的承包者不勝其苦。但如果說這一類的糾紛是人禍，還可以通過個人努力去避免，各種“天災”則到了防不勝防的程度，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各種污染事件。

    福建的“紫金礦業事件”和渤海灣“康菲溢油事件”可謂污染危害養殖的典型，巨大而遙遠，但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隨便一個小工廠，一條水渠就能要了養殖場的命，不但之前的辛苦全部白費，還會因污染而造成后續的隱患。不過，在筆者看來最可悲的是，由于漁業污染調查難、取證難，在一些部門有意無意的操作中，各種“缺氧死”紛紛冒頭，令養殖者訴苦無門。

    此外，養殖證對廣大的養殖場而言，亦是一個風險考驗。對于大型養殖企業或期望做大做強的水產投資者而言,養殖證是未來發展必不可少的合法憑證。

    不過，擁有養殖證的養殖場并不多。據了解，截至2009年底，全國已核發養殖證37萬多本，確權水域灘涂面積448萬公頃，發證確權率只有65%。

    無法取得養殖證的水產養殖場會否重蹈豬場強拆覆轍，暫時難以預料。但不可回避的是，隨著環保意識的增強和廣東海洋戰略的深入推進，以及《水域灘涂養殖發證登記辦法》等一系列政策不斷完善，低層次且沒有掌握合法憑證的養殖行為的政策風險將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