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澄湖現象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新問題:當第一產業的回報高過其他產業時，如何來平衡農民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在地區性農民集體富裕后，政府以及農民內部如何來玩巨額利潤下的公平游戲？

　　蟹的傳奇

　　昆山是“江蘇的東大門”，在上海與蘇州之間，東距上海不過50公里，昆山人愛把自己的地界稱作“上海人的后花園”。陽澄湖水質最好的東邊湖面屬昆山市，以陽澄湖東岸的巴城鎮名氣最盛。

　　8月底的巴城鎮看上去更像一座空城，正等待大閘蟹的成熟。四車道的漂亮馬路以及路邊奢華的各式度假村，顯然和小鎮六七萬常住人口的規模極不匹配。2003年滬寧高速公路在昆山市開了個出口，為了應對越來越多從上海到昆山的吃蟹人。因不斷聚集的人群還是會在旺季堵路，2006年又直接在巴城鎮開了個出口。吃蟹這個盛大而持久的節日年年上演，支撐著全鎮1/3人口的生計。去年以上海人為主的外來消費達到30萬人次，是鎮子人口的5倍。

　　在農民們的養殖區域內，這幾天大閘蟹們正在最后一次脫殼，等待9月20日的上市。3月20日投苗的螃蟹們現在到了最關鍵時刻，如果管理不當，大閘蟹很容易死亡，以目前的市價，農民此刻稍有閃失，一年的收成便大打折扣。

　　蟹平時只喂些粗飼料，8月底販賣飼料的經紀人將東海的小魚成噸運到湖邊，一畝水面每天要投4.5斤小魚做精飼料。即使這樣，村莊也顯得很安靜，“村里白天基本看不到人，大伙都上班去了”。養殖戶只用下班后17點到19點給螃蟹喂一次飼料。從9月始，會有成批的上海經紀人到村子里收螃蟹，每天太陽下山后，便有不少成熟的蟹從湖里往外爬，農民們只用1小時就能抓完十幾畝水面的蟹，按不同規格的價格當夜賣給經紀人。這樣的日子要從9月末持續到春節前后，價格將越走越高。待到春節的高潮過去，農民們便相約出外旅游，把這一季賺來的大把鈔票換些城里人時興的享受。休息過后，3月份螃蟹投苗期又來了，再開始新一輪忙碌。

　　大閘蟹的興盛是近十幾年的事，農民們回憶，“誰會想到，原來最賤的東西現在最值錢了，螃蟹、甲魚以前可沒人吃的”。62歲的巴城鎮武神潭村村民王鳳生說，上世紀50年代的大閘蟹，孩子們晚上撒網下去能捉一大堆，弄到城里只賣4毛多1斤。那年頭大米每斤賣一毛六到一毛七，豬肉7毛多1斤。在人工養殖發展前，陽澄湖的水異常清澈透亮，“晚上舉個燈，一眼就看到湖底，小魚小蝦都清清楚楚的”。

　　按照官方說法，1984年陽澄湖地區成功解決了蟹苗人工繁殖，在當時還只是“幾個科研人員在實驗室里搗鼓的東西”，真正普及，已經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事情。陽澄湖近18萬畝的水面如今在行政區劃上完全隸屬蘇州市，陽澄湖漁政站第四分站站長張根林說，整個陽澄湖屬東邊水質最好，平均水深在1.6米～1.7米，陽光能直射到水底。湖底平坦堅硬，水草豐富。

　　住在陽澄湖中蓮花島上的施金松，1994年東挪西湊外加農村信用社的貸款，湊足了10萬元開始養蟹。只有1200多人的蓮花島方圓僅1.6平方公里，四面都是湖水。島上人們種田謀生，包產到戶后開始種植蔬菜水果，然后用各家12馬力的柴油船，順著陽澄湖一直往西運到蘇州去賣。一艘船拖上五六千斤蔬菜，行情好的時候只能掙四五百元。

　　決定投入巨資養大閘蟹，是因為信息封閉的施金松聽從太湖來的親戚說，太湖那邊養蟹的農民都發大財了，島上還有十來戶人家于是和施金松一起做了人生最大的決定，“那年頭10萬元能蓋好幾棟兩層樓房了”。大閘蟹的賣價在1994年為每斤110～120元，當年施金松便賺了4萬多元，“以往10年才能賺這些錢啊”。

　　在小島上的居民發財之前，陽澄湖東湖上的漁民和沿岸農民，早就看到了商機，陽澄湖水面被迅速“畫地為牢”。大閘蟹行情一路狂飆后，2002年左右價格基本穩定下來，每斤螃蟹出水價為100元左右。糧價行情最高時候，一畝地才收益600多元，養蟹每畝水面卻能有2000～6000元不等的收益。于是養大閘蟹逐漸成為當地多數農民的主業。

　　漁業村變遷史

　　50歲的張寶明在巴城鎮美食街上開了一家吃蟹的船舫，所謂“蟹舫”，其實是一條100多噸的大水泥船，兩層樓500多平方米的豪華餐廳建在船上。船停泊在岸邊，船尾的露天餐區直接連在湖面上。張寶明如今有三個身份:巴城漁業村的漁民、巴城鎮旅游公司綜合經營辦公室副主任以及巴城鎮蟹業協會的副書記。馬上到了大閘蟹成熟的季節，張寶明忙著修葺蟹舫，一些遠方客戶開始向他預訂螃蟹了。

　　一直仰賴陽澄湖生存的，正是湖上世世代代的漁民們，漁民們組成的村子叫做漁業村。就像田地屬于種地的農民一樣，湖面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一直是漁民謀生的來源。張寶明從小一家9口人生活在不足20平方米的漁船上，“生小孩、吃飯、大小便，無論大事小事都在這條船上”。他所在的巴城漁業村有200多戶近600人，在1962年當地政府給漁民們修建平房之前，漁民們在岸上既無田地也無房屋。

　　但是大閘蟹首先完全改變了漁民的世代命運。在大閘蟹賣出高價前，陽澄湖邊的村莊與其他地方無異，種田農民的生活遠好于漁民。大生產的年代，漁民捕撈魚蝦是為了上交給國家掙工分，“只有權利捕、沒有權利吃”，只能統一上交后，再用掙來的錢從市場上購買。對于湖邊種田的農民來說，也不能用糧食與漁民進行交換，漁民的糧食由國家統一供給。

　　陽澄湖大閘蟹的名聲，其實早在1972年就打開了海外市場，作為外貿出口產品，在香港極受吃客們的追捧。計劃經濟年代，陽澄湖大閘蟹通過國家的水產公司，統一出口給香港。那時湖內水草魚蝦豐富，大閘蟹不需要人工喂養，漁政局采購蟹苗后放到湖里，到成熟季節再讓漁民捕撈上交。野生大閘蟹“放在玻璃上能爬，非常強壯，也不會缺腳”，公的約半斤重、母的大約4兩多。張寶明記得，“賣到香港能換一塊電子手表，可不得了”。由于蟹放養在湖里與一般人也并不產生經濟關系。

　　漁民們“包產到戶”后有了各自的水面，但是這種水面劃分和平衡迅速被大閘蟹的興盛打破。擁有水面的漁民很快成為最先致富的人群，從最底層進入了農業人口的最上層。巴城鎮漁業村早在1986年就出現養蟹的人家，一年有十幾萬元的收益，到了1997年全村200多個勞動力已經全部養蟹了。如今整個巴城鎮資產上千萬元的老板也有，“四五百萬元的老板也有，100萬元以上資產的太多了”。湖邊村莊依據距離湖面的遠近，經濟水平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漁業村首先致富，緊挨湖面的村莊次之，離湖面較遠的村莊最后開始內塘養蟹。

　　核心資源的爭奪

　　對資源的占有直接意味著利益爭奪。巴城鎮蟹業協會會長龔炳龍記得，1988年他做水產批發生意時候，見過一個外地老板來陽澄湖“探寶”。這位老板花10萬元建了一個非常長的“地龍網”，從陽澄湖東岸湖底一直通到西岸湖底，“一晚就撈上來8噸鰻魚，3天就回了本”。這種涸澤而漁的做法在當時并未引起多少警覺，因為“甲魚、鰻魚、螃蟹在當地都不是稀罕的東西”。

　　到了上世紀90年代，花幾萬元成本養殖大閘蟹變得非常普遍，急于讓農民富裕的各級政府開始鼓勵農民大量養蟹。像張寶明這樣的漁民，本身無多少積蓄，在政府的鼓勵下輕松取得貸款，養蟹的利益很快使借貸款機構有了回報。巴城鎮漁業村在1991年劃分水面的時候，與農民分田類似，18萬畝水面對于周邊農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于是每家分得的水面相當大，從100畝到1000畝不等。據資料統計，在1998年到2000年，一般漁民的年收入就能達到10萬元。

　　蘇州市陽澄湖漁政站第四分站站長張根林說，當時的陽澄湖屬各縣市分塊管理，收益也歸屬各地財政。比如張根林所在的第四分站，將水面劃給前來承包的農民，每畝水面收取150元，上交地方財政后返還一部分給漁政站作為創收收入。“陽澄湖已經變成金礦，漁政部門當然愿意廣收錢財，只要你愿意來，我就批網圍養殖許可證”。于是湖邊原本種田的村子，村民們看到利益迫不及待加入了養蟹行業。陽澄湖東湖的漁政局還跑到外地去招商引資，吸引陽澄湖西湖邊貧困地區的農民來承包水面，“有一年招來了27戶”。

　　2002年陽澄湖上的網圍養殖到達最高峰時候，張根林說，“網圍弄得湖面像巨大的蜘蛛網，農民在網圍間留下極窄的水道，供自家小船去投食，大一點的船根本開不進去”。原本一望無際的陽澄湖變成了巨大的迷宮，到處插著毛竹和網子，“若是沒有經驗的漁政管理人員，這船開進了網圍就出不來”。蘇州市陽澄湖漁業管理站站長楊維龍提供的數據是，2002年網圍占去了14.2萬畝。

　　就在陽澄湖的水面劃分即將失控時，來自城市人的壓力使利益爭斗出現了一種平衡力量。陽澄湖是蘇州市區、昆山市及沿湖村鎮近百萬人的重要飲用水水源地，昆山市“人大”、蘇州市“人大”的提案一直將陽澄湖水質保護放在重要位置。昆山或蘇州傳導下來的外來力量，基本不參與大閘蟹的利益分配，這種力量因獨立又占有更上層的行政權力，使得他們主導的陽澄湖整治工作能順利展開。

　　陽澄湖的水質在2000年以后明顯惡化，當時管理部門已經意識到“說不定哪天陽澄湖會爆發藍藻”。在陽澄湖東面與之相通的傀儡湖向來水質好，昆山市自來水廠的取水口也有建在傀儡湖的。但上世紀90年代中，傀儡湖大面積爆發藍藻，直接原因是周圍農民大量在湖里放置一種叫漁籪的捕撈工具，將傀儡湖與陽澄湖的通道幾乎堵塞。2001年的時候蘇州漁政部門組織一批干部去香港地區考察，發現香港時代廣場的飯店已不愿掛“陽澄湖大閘蟹”的招牌，“我們問老板原因，他們說陽澄湖的大閘蟹現在個子小、肉質也差了，所以生意人含糊了一下概念，打出了‘江蘇清水大閘蟹’的招牌”。

　　陽澄湖漁政部門深受觸動，回家后立即向市政府匯報，希望引起重視。2002年，蘇州市以政府名義下文，把整個陽澄湖的管理權統一上收，成立蘇州市陽澄湖漁業管理委員會。張根林說：“在成立大會上，當時的市長把財政局、人事局等各部門一把手叫來，將我們這些漁政管理人員轉成公務員待遇，工作關系全部轉到蘇州市，不再有創收任務，可見當時市里頭的決心之大。”

　　在整治開始的這一年，陽澄湖大閘蟹的質量也幾乎跌到最低點。回頭看，陽澄湖的整治在它的生態惡化到一定程度后及時展開，于是2002年成為陽澄湖管理思路的一個分界線。之前沿湖各級縣市拼命發展網圍養殖，靠湖面賣錢;之后蘇州市開始統一壓縮網圍，解放湖面。農民們雖然是被動地接受調整，但大閘蟹的行情起伏也讓他們很快意識到，養殖業畢竟是依靠自然資源的第一產業，一種源自農民內部的平衡需求從底層滋生了。

　　利益重新分配方案

　　2002年蘇州市整治陽澄湖水面的規定，直接措施就是要壓縮網圍養殖的面積。但是對于已經交納了管理費并且從中獲得巨額利潤的農民來說，誰的利益應該得到保護，誰的利益又該做出犧牲呢？事實上，在市政府整治之前，農民內部平衡利益的一些做法已經實行。

　　面對能產出巨額利益的水面，農民們選擇了他們認為最能保障公平的原始做法——抓鬮。1994年蓮花島的施金龍和十來戶鄰居一起養殖大閘蟹，當年就見到了效益。到了1995年，村子幾乎家家戶戶都利用在湖中的優勢，天羅地網地搶占水面了。1996年村里就出現了平衡措施，養蟹的200多戶人家每家出一個代表，大家劃船重新劃分水面。用一根100米長的繩子，按照30畝一塊的面積劃出200多塊湖面，然后用抓鬮的方式每家認領一塊。“有的地段好，有的地段差，但是大家抓鬮得到的結果，心里都服。”

　　回想網圍養殖的出現，曾經也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一種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在發展中不斷尋找動態平衡。1985年底中國水產市場價格放開，1986年后各地開始陸續給漁民分水面。江蘇的蘇北地區有幾個湖泊搞人工養殖獲得成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高額的經濟效益使得這種模式獲得推廣。江蘇省漁政局曾經發文要求各個湖泊都搞網圍養殖，“一定時期對于提高水產品的數量起到了作用”。1992年，結束了“大水面”的模式，個體經濟興盛的漁民各自畫地為牢。

　　1985年以前，每年到了9月28日的開捕季節，辦好許可證的漁民進到陽澄湖捕撈。那時候每條船有捕200斤大閘蟹的任務，政府的水產公司以每斤2元的價格收購。漁民如果捕到200斤以上，就能以每斤15元的市場價格賣掉。

　　政府2002年的整治思路是搞平均主義，比起20多年前吃大鍋飯的無產者的均衡利益，此時的平均主義成為制衡巨額利益的一種選擇。以陽澄湖東湖沿岸的村莊為例，政府將所有非漁民清理出場，然后核定沿湖三個漁業村的戶數，最后按照每戶30畝水面來平均分配。

　　為何每家分給30畝水面？蘇州陽澄湖漁政管理站站長楊維龍說，30畝的數字既咨詢了養殖專家的意見，也結合陽澄湖養殖實際。當了10年分站站長的張根林，早年曾親眼看見3個外地大老板來陽澄湖投資，卻以傾家蕩產收場。一個從南通來的老板投資了800萬元，承包3000畝水面，但是水面過大難以管理，一旦有蟹弄破了網圍，其他蟹會跟著成群結隊地逃走，而“小面積養殖的很少出現虧損”。管理部門更重要的一個思路是:在同樣大小的水面中，盡可能多地解決專業漁民的生存問題。“在2002年前只要出錢就可以承包水面的時候，一些漁民因資金不足被擠了出來，沒有了吃飯的資本。”整治的第一原則便是，所有非漁民毫無條件地退出陽澄湖水面，政府給予適當的設施和人工補償。

　　今年6月太湖藍藻大規模爆發后，蘇州市委、市政府要求陽澄湖進一步壓縮網圍。楊維龍說，過去5年的整治已經壓縮了6.14萬畝水面，計劃今冬明春再將網圍養殖水面壓縮至3.2萬畝，不足2002年高峰期的1/4。最新思路是讓陽澄湖漁政站第三分站試行新模式，將現有網圍全部拆除，然后劃分成更大水面的網圍(比如100畝為一個單位)，讓資金雄厚的大老板進場，給原來占有水面的漁民分紅。“類似于股份合作，這樣政府更容易控制養殖密度，而不是讓每個漁民都占一塊，把陽澄湖切成碎片了。”類似于種田大戶的養殖大戶，有可能在政府新一輪利益平衡中出現。

　　蘇州計劃將陽澄湖的水面養殖壓縮到3.2萬畝后，其余水面開放為自然養殖，政府在開捕季節給漁民發放捕撈證，把漁民的權利壓縮為捕撈而不是人工養殖。在某種程度上，政府在將陽澄湖的資源絕對開放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管理方式，“讓所有的人都退出，這也是一種公平”。楊維龍還說，陽澄湖上游的工業污染也導致陽澄湖水質變差。“是發展工業獲取稅收還是保護大閘蟹經濟？這對蘇州市來說，是在更大利益上的一種平衡和選擇。”

                                               南方漁網編輯：陳如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