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產門戶網報道“惠州92畝魚塘一夜死魚20萬斤”、“湖北350萬斤鮰魚苗蹊蹺死亡”、“四川××萬斤魚死亡”……進入水產養殖高峰期以來，各種死魚事件頻發，死魚數字觸目驚心。各大飼料企業、漁藥企業、科研機構、專家學者紛紛第一時間趕到死魚現場，尋求補救措施。在引發行業廣泛幫助和關懷的同時，我們應當發現，現在很多養殖戶對魚病了解不多，藥理知識也不清楚。 
　　 
　　值得全行業反思及警醒的是—— 
　　 
　　魚病到底找誰來治？ 
　　 
　　在網絡上，各大水產論壇中，總能看到養殖戶在求救——“我家魚病了”、“翻塘情況嚴重”、“誰來救救我的魚”、“怎么控制發病率和死亡率”……每每聽到養殖戶因為水產病害死魚，作為水產人，總會無比痛心。而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每年水產養殖由于病害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數百億元。 
　　 
　　越來越頻繁的病害暴發，使我們在痛心之余，不禁想問，養殖戶的魚生病了，到底找誰來治？ 
　　 
　　■執業獸醫：缺乏制度維護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第六章的動物診療中有明確的規定。 
　　 
　　從事動物診療活動的機構，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與動物診療活動相適應并符合動物防疫條件的場所； 
　　 
　　(二）有與動物診療活動相適應的執業獸醫 
　　 
　　(三）有與動物診療活動相適應的獸醫器械和設備； 
　　 
　　(四）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從《動物防疫法》中不難看出，有資格診治魚類疾病只能是兩類人員：具有農業部認可其資質的執業獸醫和鄉村獸醫。 
　　 
　　且看原農業部獸醫局局長、現國家首席獸醫師張仲秋對目前執業獸醫和鄉村獸醫現狀的解讀： 
　　 
　　首先，我國是養殖動物最多的國家，家畜存欄量超過20億頭，家禽有150-160億只，同時也是世界上水產養殖第一大國。 
　　 
　　其次，我國高水平的獸醫都在政府機關、科研院所，而臨床的一線工作人員，他們的學歷層次都比較低，比如鄉鎮畜牧站工作人員，大專以上的只占51.6%，而村級防疫員中，大專以上的只占5.5%；同時獸醫的職業行為也非常不規范，沒有統一的標準，很容易出現誤診誤治，甚至是亂診亂治。 
　　 
　　第三，我國的獸醫工作機構和人力資源管理還存在著很多不足，特別是基層的獸醫機構和隊伍，歷史遺留問題特別多，地方財政壓力很大，尤其在中、西部地區矛盾較為突出。 
　　 
　　正是由于以上問題的存在，才要建立官方獸醫體制。 
　　 
　　“在公眾的視野中，對獸醫職業還存在著一定的認識誤區。”國家前首席獸醫師于康震在首屆獸醫大會上如是說。他希望以后“要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公開認證的方式，設置較高的準入門檻，不斷強化職業特征，提升社會形象，提高社會的認可度”。 
　　 
　　對此，農業部調整的核心是：把執業獸醫作為一個準入門檻。“比如獸藥企業的銷售人員將來必須憑注冊的執業獸醫師開的處方向養殖場推銷；比如很多地方畜牧系統甚至提議，禁止獸藥企業的業務人員直接對養殖企業銷售。”張仲秋解釋。 
　　 
　　2005年，國務院在《關于推進獸醫管理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國發[2005]15號）中，第一次提出“要逐步推行執業獸醫制度”。隨后，在2008年實施的新修訂的《動物防疫法》中，明確提出“國家實行執業獸醫制度”，以法律的形式把執業獸醫制度確定下來。農業部高度重視執業獸醫制度建設，頒布實施了《執業獸醫管理辦法》和《動物診療機構管理辦法》。張仲秋表示：“總的來看，我國執業獸醫制度建設已起步，執業獸醫行業準入已開始實踐。但與執業醫師、律師、注冊會計師等執業制度相比，其社會影響面還很小，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執業獸醫，更談不上知名度了。這兩年考試期間很多人問，這個考試與職業技能鑒定是不是一碼事？甚至有的人以為，這和一般的培訓班考試差不多吧？還有很多人對實行執業獸醫制度不以為然，認為不搞也沒什么。” 
　　 
　　盡管執業獸醫在我國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在水產養殖領域，距離成為養殖戶的魚生病之后的看病首選還很遠。 
　　 
　　■專家學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們做水產病害的人都是當神仙的！” 
　　 
　　——針對行業內相關專家、機構的“不作為”現象，我國知名的魚病專家陳昌福教授如果是說，國土面積甚小的日本都在做病原性排查，但我們這么大的國家卻什么也不做，希望相關工作盡快開展。 
　　 
　　在江蘇射陽黃沙港鯽魚集中養殖區，記者采訪了華中農業大學水產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全國知名魚病專家陳昌福。 
　　 
　　據了解，為深入研究鯽魚鰓出血病，他還在此建立了魚病防控實驗室。 
　　 
　　陳昌福認為，大面積死魚的現象其實在各地不斷上演，只是過去媒體關注過少。以黃沙港地區為例，自2009年以來，每到鯽魚鰓出血病暴發的季節，每天僅從黃沙港養殖區拖出去的死魚就高達30萬斤。 
　　 
　　陳昌福向記者分析了目前魚病高暴發的背景。 
　　 
　　首先，當前中國的大地上沒有受到污染的水源已經不多了；其次，養殖魚類長期被迫食用缺乏某些營養（即使是屬于微量元素）的飼料；第三，魚類苗種質量的急劇退化，其表現之一就是抗病力越來越差；第四，我國的水產用藥不達標準；第五，我國從事水產養殖業人員素質不高。 
　　 
　　綜上所述，陳昌福認為在沒有好水、沒有好食、沒有好種、沒有好藥、沒有能人的前提下，要保證我國的水產養殖魚類不生病，幾乎是不可能的。 
　　 
　　陳昌福同時強調，在研究層面上沒有向水產養殖業者提供在養殖生產上可以操作的、實用性強的防控技術與方法；在管理層面上沒有行之有效的管控措施，多年來的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管理僅停留于空喊“科學用藥”的口號上，這樣的管理方式是不會有任何實際效果的；在使用層面上的問題就更嚴重了，基本上對水產用藥的使用是無序的。而在中國現實情形下，這些問題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 
　　 
　　“如果養殖魚類確已發生疾病，養殖戶找任何人都沒有實際意義了。”當記者問及魚病該找誰來治時，陳昌福的回答有些尖銳。他表示，即使養殖業者找到了執業獸醫、相關專家、教授，也可能還是于事無補的。“因為如果不能掌握病原微生物對各種藥物的敏感性資料、沒有掌握質量可靠的藥物，具有執業獸醫、專家、教授等各種頭銜的人，其防控魚類疾病的能力可能還不如水產養殖業者自己。如果這些人誠實的話，面對魚類疾病就一定會束手無策，如果他們不誠實的話，就一定是再次充當‘神仙’。” 
　　 
　　陳昌福就此特別解釋：“原因其實很簡單，一個學富五車的醫生，能否治愈患者的疾病并不完全決定于他的學識和專業技術水平的，而是需要有很多外部條件的。譬如這個醫生一定需要有準確、可靠的身體檢查結果；還需要知道病原微生物對藥物的敏感性；更需要有質量可靠的藥物。而中國的執業獸醫、鄉村獸醫以及專家、教授等，面對養殖魚類的疾病，是不具備這些基本條件的。” 
　　 
　　■漁藥企業：怎一個亂字了得 
　　 
　　2014年12月9日，深圳市食品藥品監管局向廣大水產經營者發出警示：水產品中藥物殘留尤其是含有違禁藥物，根據“兩高”司法解釋，可直接判刑。與其它農產品一樣，水產品安全問題同樣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政府部門針對水產品違禁藥物殘留進行大力打擊，折射出當前水產養殖業中的“漁藥”問題，正被逐漸放在“聚光燈”下。 
　　 
　　近日，記者從農業部獲悉，經地方獸醫行政主管部門立案調查，河南盛福隆動物藥業有限公司、新鄉柏楊牧業有限公司柏蘭制藥分公司等7家企業，存在未取得獸藥產品批準文號生產獸藥、在獸藥產品中非法添加其它成分、未在批準的獸藥GMP車間生產獸藥以及生產的獸藥質量不符合規定等一種或多種違法行為；廣西靈威動物藥業有限公司2014年通過提供虛假材料、樣品取得獸藥產品批準文號。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和《獸藥管理條例》有關規定，農業部作出決定，吊銷上述7家企業《獸藥生產許可證》及其獸藥產品批準文號，收回《獸藥GMP證書》，并對相關責任人予以終身不得從事獸藥生產經營活動的處罰；撤銷廣西靈威動物藥業有限公司2014年取得的氟苯尼考粉等16個產品的獸藥產品批準文號。 
　　 
　　“入行門檻低、原料來源參差不齊、藥品保健品傻傻分不清楚。”據多位業內人士爆料，生產源頭是漁藥行業混亂的始作俑者。 
　　 
　　從類別上看，漁藥屬于獸藥范疇，但其特有的應用對象和應用環境，又與獸藥有著非常大的區別。事實上，缺乏完備的游戲規則，讓整個漁藥生產行業處于 “魚龍混雜”的階段。而漁藥生產源頭產生亂象的直接原因，則源于“小作坊、小公司對于利潤的貪婪追求”。 
　　 
　　隨著水產品養殖質量和密度提高，對漁藥需求量也不斷提升，用藥量增多，養殖戶成本必然上漲。于是，“價廉物美”的漁藥，成為養殖戶的迫切需要。有了需求就有了利益，“物美”可以先放在一邊，“價廉”往往成為許多小廠家、地下作坊的“核心競爭力”。大量“三無”產品、違禁藥品，就此遍地開花。亦有部分實力或資質不夠的生產廠家緊緊圍繞“利益最大化”，在原料選用或漁藥成分上做文章。 
　　 
　　成都市新津縣水產養殖戶老趙有20多畝魚塘，主要進行鰱魚、鯉魚的混合分層養殖，市場好的時候會做一下魚苗培育。“我養了這么多年的魚，對于漁藥的選用還是有自己的一套，有時候我比到塘頭來推銷漁藥的還能講，除此之外，我還是比較相信附近的養魚能手和鎮上賣飼料漁藥的推薦。”說起對漁藥的選用，老趙頭頭是道，“主要是做好水質的管控，魚這個東西如果一旦發現生病的情況，就算買漁藥回來進行治療，也會受到損失。但是偶爾也有失手的時候，有時候一批魚全部死亡，除了賒銷的飼料、漁藥不能按時還款而外，一家人的生活也會受到非常大的影響。”不過老趙說這種情況很少，在他身上還沒有發生過，但他們村上有過這種情況發生。 
　　 
　　當記者問老趙自己魚塘里的魚是否安全時，他有些支吾，“這個東西全靠經驗，要讓我講科學道理，我也講不出來。不過我養的魚肯定安全，平時我們自己也在吃。”隨即當記者問老趙養的魚在平時使用抗生素等藥品是否考慮殘留時，老趙很無奈：“其實我們是操心食品安全，關心國民健康，說不定哪天我們的飲食就是自己一手捏造的不合格產品，但是沒辦法。使用抗生素等藥物是被迫的，我們養殖戶希望廠家或者魚病專家花大力氣去研究、鉆研養殖中迫切需要解決的疾病的漁藥，而且還要把價格降下來。” 
　　 
　　經銷商、養殖戶從業素質不高，缺乏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在面對生存問題時，不得不周而復始地沿著老路“亂”下去。至于行業亂不亂，至于亂賣藥、亂用藥會不會造成食品安全問題，對于他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價格降下來、利潤提上去”，讓他們能生存。 
　　 
　　下一步，農業部將堅決貫徹落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綜合治理農藥獸藥殘留等問題，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水平”的部署要求，不斷加大獸藥質量監管力度，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動物源性食品安全： 
　　 
　　一是進一步強化獸藥監督執法。 
　　 
　　二是進一步加強獸用抗菌藥殘留監控。 
　　 
　　三是進一步推進獸藥產品質量追溯管理工作。 
　　 
　　四是進一步加強宣傳培訓工作。 
　　 
　　■企業＋互聯網：高效的治病主體 
　　 
　　近期的幾次死魚事件中，我們不難發現，第一時間走到養殖戶身邊的，只有媒體和飼料企業。 
　　 
　　廣東惠州20萬斤魚一夜死亡的事件在業內鬧得沸沸揚揚。多種猜疑聲一時四起，有人認為是蓄意投毒，也有人認為是天災人禍。在各路聲音爭論不已之時，通威集團董事局劉漢元主席安排行業專家第一時間奔赴事發現場，僅用一天時間，就向大家揭開了謎團，更全力為損失慘重的養殖戶進行幫扶。 
　　 
　　從惠州等死魚事件中，飼料企業都成為了治病及后續補救行動的主體。就目前的形式看來，依托強大的售后及技術服務團隊，也只有通威等行業龍頭企業才能有這種魄力及效率。 
　　 
　　其中尤為引人關注的是通威于今年3月推出的網絡交流平臺——通心粉社區。通心粉社區詳細地對水產行業的各個領域進行了版塊劃分，其中魚病防治、行業聚焦、養殖模式、魚價行情等版塊人氣十足，日均訪問量達到30萬以上。 
　　 
　　就在惠州死魚事件暴發的當天，通心粉社區便對相關媒體報道進行了關注，論壇上迅速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正是在同一時間，通威的劉漢元主席也在通心粉社區中關注到了這條消息。于是劉漢元主席立即組織力量前往現場，對養殖戶的魚塘進行救援。 
　　 
　　除此之外，通心粉社區上連續3天對死魚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對死魚事件的原因分析、專家指出解決措施、救急方式實施情況等進行持續關注，這不僅將信息進行了有效整合，讓養殖戶群體對新聞事件本身有了更系統、全面的了解，同樣也為其他養殖戶傳授了最有效的技術知識。可以說，通威在拯救老張于困境之中的同時，也幫助了更多的養殖戶朋友。 
　　 
　　有專家指出，死魚事件暴發后，受損失的養殖戶們得到了各界人士的關心。部分與水產養殖相關的大型企業還專門組織專家隊伍，千里迢迢送幫扶對策上門；不少水產技術人員通過各種途徑幫助養殖業者追尋死魚發生的原因、提供應對技術與方法。雖然人們的這些熱心舉動已經無法彌補養殖戶受到的因大量死魚造成的經濟損失，但是，來自水產業同行們的關心至少會讓這些深受打擊的水產養殖業者感覺到自己不是在孤軍奮戰，讓受傷的心靈得到一些慰藉。無論是飼料企業還是漁藥生產企業關注水產養殖動物疾病的防控工作，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飼料企業和漁藥企業如果是在其技術服務中，真心實意地位養殖業者排憂解難，利用自己的技術優勢，為養殖業者控制好水產動物疾病做好服務，這是值得尊敬的。同時，也有行業資深人士擔憂如果只是將這樣的“服務”當做爭取飼料和漁藥用戶的招牌，甚至“掛羊頭、賣狗肉”的話，就會成為問題。 
　　 
　　就當前我國水產養殖業病害防控環節來說，飼料企業充當了急先鋒和救火隊，一方面是利益驅動，另一方面飼料工業在整個養殖業上下鏈條中發育得最好，也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但是長遠出發，國家在防疫防控層面、漁藥企業在承擔更大責任上以及養殖戶提高自身素質、養殖技術等方面都要全面進步，才能真正有效防控水產品病害以及真正保證我們的水產養殖產出健康安全食品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