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中國漁業報·第一水產》關于“浙江水產人遭遇困境”的報道引發了行業的強烈反響。對于浙江水產人而言，既然“攔路虎”已現，那何時祭出“打虎棍”？帶著這個問題，本報記者持續跟進，深入探索他們面臨困境時的求變邏輯。

“行業不景氣是上帝在幫我們淘汰對手。”談到當下的養殖頹勢，海南羅非魚養殖協會會長陳健康卻抱著與眾不同的心態。“當下整個水產行業正處于轉型期，不可避免地會對諸多產業造成影響，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

“‘極具創業精神，敢想敢干’是行業人士對我們最多的評價，而‘變通精神’才是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陳健康說道：“歷史上已經有很多案例告訴我們，若是一味的陳恪守舊、故步自封，被淘汰只是遲早的事。‘變’才是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

重拾立體化養殖模式

周勤富是第一批來到海南的浙江人之一，目前他在海南擁有十幾個羅非魚養殖基地，總面積六千多畝，并在2008年成立公司從事羅非魚加工出口，從而完全實現了羅非魚的自產自銷。“我們最早來到海南是進行養鴨和羅非魚相結合的立體養殖模式，后來由于羅非魚行情好，就放棄了混養，只精養羅非魚。羅非魚這種外銷魚種，太依賴國外市場，賺的時候盆滿缽盈，虧的時候血本無歸。現在看來，重走以前的立體化混養路子不錯。”周老板介紹，“‘立體混養’是從江浙地區四大家魚的養殖模式中借鑒而來的，在此之前，海南當地人沒有立體養殖的概念，都是養魚的就單養魚，養鴨的就單養鴨。”而魚鴨立體養殖的模式的優勢在于提高養殖效益的同時，規避單養抗風險能力弱的局限。
立體化養殖模式起源于廣東粵西地區，再被浙江人帶到海南。但與廣東不同的是，海南羅非魚養殖

大多已經轉變為純投飼料的單品精養。周老板介紹，雖然目前看來，精養模式更符合食品健康安全的理念，但若是在立體化養殖模式中揉入精養的技術手段就能一并解決效益低、風險大的問題。

“由于養羅非魚的人逐漸增多，產能過剩，現在許多養殖戶都是頂著虧本養。按目前的行情來算，投一包料，虧40塊。與此同時，因為海南真正混養的人不多，無論是禽類還是其他魚種的市場缺口都很大，現在鴨蛋的價格也好。所以，當下養殖戶從純養魚轉到立體化養殖不失為一條好路子，是老方法派上新用場。”同時，周老板還向記者強調，“我們還不能照搬以前的立體化養殖模式，因為那時候的立體化養殖帶有粗放養殖性質，我們現在搞立體化養殖要全部采用飼料投喂，配備先進設備進行精養。”

“從九十年代起，精養模式便在我們這兒開始形成，包括每畝養多少，水的深度這些都是從摸索中自己總結出來的。”周勤富介紹，“以前按照書面介紹，池塘一米五的水深就足夠了，但是在實際養殖中產量不高，特別是在海南，夏季高溫，翻塘的概率也較高。”

而如今，在周勤富的養殖基地中，根據公司規范的標準，池塘必須是大面積的水面，深度必須在三米以上，還要保證進排水通暢，還要配備增氧機，投料機等設備。除了養殖條件上的標準，在養殖過程中，統一技術，統一供料，統一種苗，統一收購。

“雖然普通的養殖戶離這些標準還有點距離，但對于比較大的養殖戶來說，這已不算困難”，周勤富表示。而《中國漁業報·第一水產》記者也看到，越來越多的養殖者對此有了更好的意識，愿意投入資金進行養殖環境的改善。

從養殖到往多方向發展

來到海南的浙江人，大多從事養殖，但也正是因為養殖中壯大的老鄉隊伍，他們中的很多人參與到了行業的更多環節，尋求更大的發展。海南文昌潭牛鎮海納水產公司的崔偉東是上世紀80年代末來到海南進行養殖的，他如今卻已經不再養殖，而是更多的涉及羅非魚苗、水產飼料、藥品經銷還有收魚，打造從苗種到羅非魚回收的產業鏈。“因為養殖需要經常去飼料廠拉飼料，接觸后意識到精養是未來的一個趨勢，飼料需求量只會越來越大。所以，就有了嘗試經銷飼料的想法。”崔老板表示，當地大部分養魚的都是浙江人，由于鄉情的作用，加上他從魚苗到飼料、漁藥、成魚回收的一條龍服務，市場拓展水到渠成。而類似的從養殖慢慢擴展或轉變為經銷商、種苗生產的浙江人在當地已是極為普遍。

同樣是在海南養殖了十多年羅非魚的王榮江向記者表示了他對種苗行業的興趣，他還向記者了解，目前國內有哪里有好的親魚可以提供。同時，他的視線不止瞄向種苗，借著海南國際旅游島的東風，他正在推進他的養殖與休閑度假相結合的農莊計劃。

海南60%的水產出口由浙江人貢獻

“文昌有14萬畝的羅非魚養殖基地，每年銷售到全世界（包括中國）的羅非魚有兩萬噸，海南的水產出口60%是浙江人貢獻的！能有如此突出的成績，持續不斷的人力投入是首要原因。”海南省浙江商會秘書長許麟法分析道。

浙江人大量進入海南是在2000年以后，隨著羅非魚出口市場的打開，海南羅非魚養殖量也迅速上升。據統計，海南浙江人羅非魚產量占到我國羅非魚總產量的20%，出口量占海南水產品出口量的60%。這一系列數據背后，浙江人可以說最大的貢獻者。周經明是海南本地人，從事羅非魚種苗行業也已經有二十多年，說起浙江人在海南羅非魚產業中的發展，他非常的佩服，“拼搏精神，事業心強，團隊精神好”，浙江人來海南雖然不能說是破釜沉舟，但是也準備扎根于海南做出一番事業。而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也都有所收獲，“養殖規模小到幾十畝，大到上千畝”。

“有水的地方就有浙江人”，這句話用在海南羅非魚產業中的浙江人身上不為過。上世紀80年代中期，第一批浙江人踏上海南這片土地，時至今日，在文昌、瓊海一帶的羅非魚養殖戶中80%以上都是浙江人，單文昌地區人數達15000多人。而且這個群體還在持續發展。“老鄉帶老鄉，老鄉帶親戚，慢慢的就越來越多了。雖然土地有限，但養殖者的數量和規模還是呈擴大趨勢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煮酒沉浮，他們是中國農民之中追尋中國夢的最好代言人之一，是背井離鄉、勇敢拼搏的現代牧羊人。”海南羅非魚養殖協會會長陳健康這樣評價浙江水產人。